一、证件核验流于形式，无法识别伪造结婚证
仅人工肉眼比对：涉事医院在核验结婚证时，行业通行做法是核对证件原件外观、印章、照片及身份信息是否一致，但医疗系统并未与民政婚姻登记系统联网，缺乏实时数据比对能力。
假证轻松过关：丈夫与第三者使用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完成了从建档到培育胚胎的全流程，且院方未发现异常。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要求销毁胚胎时，医院才以“流程合规”为由拒绝。
卫健委回应有限：上海市卫健委回应称，医院已按规定查验证件，尚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未就能否识别假证作进一步说明。
二、缺乏违规操作的“退出规则”，封存成唯一选择
制度只规定了“如何进入”：现行辅助生殖法规设计了严格的“事前准入”，要求核验夫妻证件，但未预料到如果证件本身是伪造的，已形成的胚胎该如何处理。
医院规避风险选择封存：在权属存在争议、无生效司法文书明确指令的前提下，医院将胚胎封存。律师指出，这是避免自身承担法律与伦理责任的保守操作，但并非主动销毁。
处置权归属矛盾：法律主流观点将胚胎处置权归属于精卵的生物学提供者，朱女士作为合法配偶，不因婚姻关系自动获得处置权。这造成“假证办来的胚胎，合法妻子无权销毁”的困境。
三、流程监督缺位，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凸显
缺乏全流程复核：医院在辅助生殖过程中，虽有多次核验要求，但执行层面仅停留在纸面。朱女士的案例暴露了“纸面规定严谨、实际审核形同虚设”的问题。
为违规操作留出空间：伪造结婚证开展辅助生殖，实质上是利用监管漏洞冲击婚姻制度，且此类行为缺乏后续约束机制，容易形成负面示范。
推动制度完善呼声强烈：朱女士明确表示维权不仅为本人，更希望通过曝光漏洞推动政策完善。浙江宣传等评论也呼吁，完善证件联网核验、细化违规处置规则，从源头压缩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