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李荣浩被单依纯强行侵权唱《李白》，4连问后放弃赔偿：授权没拿到，歌到底能不能唱？

　　2026年3月28日，00后歌手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现场演唱了李荣浩代表作《李白》，而此前李荣浩已通过邮件明确拒绝授权。3月29日，李荣浩公开喊话“强行侵权”并抛出四连问，音著协随后证实未发放授权。事件以单依纯道歉、李荣浩拒绝赔偿收场，李荣浩明确表示“不需要赔偿”，核心诉求是为行业立下“授权没拿到，歌不能唱”的规矩。[1][2]这起风波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集词曲创作与演唱于一身的音乐人李荣浩，一位是2001年出生、以翻唱闻名的“00后”歌手单依纯。据李荣浩本人披露及《法治日报》报道，单依纯团队在演出前曾通过音著协及李荣浩版权公司申请《李白》授权，李荣浩以邮件形式“明确、客气地婉拒”。但在2026年3月28日的深圳演唱会上，单依纯仍演唱了《李白》，李荣浩次日即在社交平台发声质疑。随后，音著协以邮件形式补发盖章声明，确认未就《李白》向该演唱会发放任何授权。[1]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指定热搜词条“李行亮的十首歌”与参考资料存在信息错位：参考资料核心为李荣浩与单依纯版权纠纷及相关行业案例，未涉及李行亮及其具体曲目。为尊重事实、不编造信息，本文以公开可核查的李荣浩事件为主线，复盘音乐版权维权的经典样本。

　　演唱会翻唱他人作品必须经过授权吗？法律怎么规定？

　　结论先行：必须经过授权，且应在表演前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人享有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第三十八条进一步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1] 商业演唱会上的翻唱属于典型的公开表演行为，不属于个人学习、免费表演等合理使用情形，不能以“不盈利”“喜欢这首歌”为由规避授权。《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在解读中指出，商业改编演唱必须事前取得词曲双重授权。若现场录制、转播演出画面，会额外侵犯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擅自改动旋律、歌词，还会侵害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1] 换句话说，翻唱不是“唱得好就行”，授权链条的完整性决定了演出行为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李荣浩的婉拒本身即行使了法律赋予的“拒绝权”。著作权法保护的不仅是“谈价格的权利”，更是“同意或不同意”的绝对权利。权利人明确说“不”，表演者就无“先斩后奏”的空间。[4] 这也是本案与一般版权纠纷在法理层面最核心的不同：不是忘了授权，而是被拒绝后仍然强行使用。

　　授权被拒后仍强行演唱，要承担什么责任？主办方和歌手谁先担责？

　　结论先行：主办方是取得版权许可的法定第一责任主体，表演者同样负有合理审查义务，明知无授权仍参与演出者，需与主办方承担连带责任。[1][2] 本案中，单依纯团队不仅申请过授权，还收到了明确拒绝，其主观过错明显，难以用“不知情”或“版权由主办方负责”开脱。娱乐法律师李振武在事件分析中指出，著作权法规定“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司法实践中，在有明确组织者的情况下，歌手作为表演者一般不直接对权利人担责。但表演者对自身演出作品是否获得授权负有注意义务，对以演唱特定歌手歌曲为特色的表演者，注意义务更高。[2]他援引了“刀郎歌曲侵权案”作为参照：该案中，演唱者以模仿刀郎为特色，法院认定其应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最终判决其与组织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2] 单依纯在演出中将李荣浩歌曲作为亮点多次演唱，法律关系与此高度相似。此外，曾有业内分析指出，行业内存在一种恶意算盘：侵权判赔金额通常远低于正常授权费，一些团队便赌权利人“不敢撕破脸”，以“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完成低成本商业使用。[5] 李振武律师提醒，“不知情”是否免责，要看艺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果艺人深度参与曲目策划与商业谈判（本案中单依纯即担纲演出监制），被认定为共同责任主体的风险会显著增加。[2]

　　李荣浩为什么放弃赔偿？“零赔偿”是纵容侵权还是更高明的立规？

　　结论先行：李荣浩放弃赔偿不是为了“和解了事”，而是明确表态“维权不为钱，为立规矩”。他在公开发文中写道：“授权没有拿到，歌曲是不能唱的，不管是谁。这是规矩。”[3] 这被法律界解读为一种“规则导向型维权”，比索要经济赔偿更具长期行业价值。[4]致高律师事务所张琳律师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分析，当权利人选择“不为钱”而是“讲规矩”时，侵权方承受的不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行业声誉与公众信任的考验。[4] 李荣浩本人也表示，若要追求经济利益，当初就会直接同意授权，不必耗费精力公开对峙。[3]这一选择的背景，是音乐行业长期存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畸形生态。有业内分析估算，单首歌曲的侵权判赔金额往往只有数千元至数万元，而《李白》级别的作品正常商业授权费用可达数十万元。[5] 在巨大的价差面前，侵权反而成为一种“稳赚不赔”的操作：先唱，再谈，谈不拢就按判赔标准赔偿。李荣浩的“零赔偿”恰恰堵死了这条路——不是不要钱，而是要让侵权者付出“行业信用破产”的代价。从实际效果看，这起事件登上全网热搜后，《法治日报》、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相继发声解读版权法规，大量演出主办方重新梳理了曲目审核流程。[3][6] 行业正在从“歌手自觉”转向“制度先行”，这正是李荣浩所说“规矩”的意义——个人可以宽容，规则必须刚性。

　　音乐圈还有哪些类似李荣浩被侵权的案例？

　　结论先行：类似纠纷并不少见，甚至出现“回旋镖”式反转。据公开报道，词曲创作者吴向飞曾公开控诉李荣浩侵权；与此同时，李荣浩自己的作品《小眼睛》也被指与日本歌手平井坚的作品相似。[1][5] 这些指控均尚无司法定论，但共同指向一个困境：版权纠纷中，创作者既可能是维权者，也可能成为被指控的对象。这类“回旋镖”式案例给行业的启示是：版权保护不是某一方的单向诉求，而是所有从业者共同遵守的底线。当李荣浩以强硬姿态为自己的《李白》维权时，他同样需要面对自己作品是否存在借鉴争议的公众审视。法律上的侵权认定需要经过专业比对和司法程序，舆论讨论不能替代事实判断，但“创作者必须尊重他人权利”的共识，正在这些争议中被反复强化。[1]从更广泛的行业视角看，单依纯事件并非孤例。商业演出中曲目未经授权被翻唱、短视频平台背景音乐侵权、综艺节目改编老歌未署名等问题，多年来屡禁不止。[6] 李荣浩选择“硬刚”，本质上是把个案推向了公共议题：在流量与热度面前，原创者的“拒绝权”和“署名权”是否还能被尊重？

　　普通人和从业者如何避开音乐版权“雷区”？一套清晰的避险指南

　　结论先行：核心原则只有一条——“先授权，再使用”。无论是商业演唱会、livehouse演出、直播翻唱，还是短视频配乐，只要涉及公开传播他人作品，就必须提前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并保留书面授权证明。[1] 这个“授权”不仅是词曲版权，也包括录音制作者的邻接权，具体以使用场景和授权范围为准。

　　给演出主办方的三点提醒

• 责任前置：主办方是法定的版权申请义务人，应在确定演出曲目后第一时间启动授权流程，不要等艺人团队“自动处理”。
• 书面留痕：所有授权沟通均应通过邮件、合同等书面形式完成，口头承诺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 被拒即停：若权利人明确拒绝授权，必须立即更换曲目，不存在“先唱再谈”的缓冲空间。

　　给音乐创作者的维权建议

• 固定证据：发现侵权行为后，第一时间保存演出视频、票务信息、宣传物料等证据。
• 专业介入：委托知识产权律师或通过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发函沟通，避免“情绪化维权”导致证据链断裂。
• 明确诉求：可以效仿李荣浩的“规则导向”维权，将诉求重点放在确立规则、修复行业生态上，而不必纠结于个案赔偿金额。[4]

　　给普通观众的常识提示

　　即便在直播平台翻唱一首歌，也可能构成侵权。商业用途与非商业用途的边界在于是否“营利”与“公开传播”。流量变现、打赏收益都可能导致翻唱被认定为商业使用。观众在享受音乐时，也应正视创作者的“拒绝权”。

　　人物经历表：李荣浩、单依纯与《李白》侵权事件的关键节点

　　QA：关于李荣浩单依纯侵权事件，你可能还想问

　　Q1：李荣浩和单依纯之间的“强行侵权”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2026年3月28日，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演唱李荣浩作品《李白》，而此前李荣浩已通过邮件明确拒绝授权。3月29日李荣浩发文批评，音著协确认未授权。最终单依纯道歉，李荣浩表示不要赔偿，意在为行业立规矩。[1][4]

　　Q2：演出机构要怎样做才算合法翻唱他人歌曲？

　　必须通过词曲著作权人或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授权，并支付报酬。授权应落到书面文件，明确使用范围、时长、改编权等内容。只要未获得授权，无论是否商业性演出，均构成侵权。[1]

　　Q3：李荣浩放弃赔偿，是否意味着侵权者付出的代价更小了？

　　恰恰相反。李荣浩通过不索赔但公开全过程的“规则式维权”，提高了侵权的声誉与舆论成本，让侵权者承受行业信任危机。法律专业人士认为，这种规则导向的维权比单纯的经济赔偿更具长期规范价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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