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表达内核：杂文是直抒胸臆的“社会评论”，小说是藏锋于内的“时代寓言”
余华的杂文写作更接近一种“评论式输出”——直接、辛辣、不留情面。在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他直指社会病灶：“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制造出来的。” 这种表达没有小说里的隐忍和留白，而是明确给出观点和价值判断。
而小说则完全不同。以《活着》为例，余华把无数人的苦难“压榨”进福贵一个家庭，却让福贵用第一人称“把一连串惨死讲得平平淡淡，甚至带着点诗意”。 这种“极端综合的苦难”与“极端平静的叙述”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小说独有的表达张力——他把批判藏进故事里，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片“苦难的土壤”长什么样。
二、叙事姿态：杂文“我在说话”，小说“人物在说话”
在杂文中，余华是那个坐在你对面、跟你吐槽生活的“余华本人”。他坦诚自己曾编过名人名言，自嘲“那种鸡汤的话让我感到羞耻”； 他讲自己不想做牙医才去文化馆上班，说自己“熬了40多年的夜”。 这种“活人味儿很重”的叙事姿态，使杂文读起来像跟朋友聊天。
小说则完全是另一套“无我”的叙事方式。余华描述写小说的状态是“写小说会有这种状态：你突然进入一个状态后，自己不存在了”。 他在先锋小说时期尝试“时间分裂、重叠和错位”， 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笔触写最残酷的命运——作者隐身，角色自己演绎命运。
三、语言追求：杂文追求“精准表述”，小说追求“节奏与旋律”
杂文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和评论体的结合。余华写杂文时不在意技巧，只在意观点是否说透。据统计，网上流传的“余华语录”超过50%都是假的，杂文里的余华本人对此深恶痛绝，专门发文打假。
小说则高度追求语言自身的韵律。他谈《活着》的写作时提到，“要用微秒般的速度，选择其中某一句话、某一个细节”——如果选错句子，就会“马上从虚构的世界中出来”。 从早期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到《活着》里那种波澜不惊的力量感，小说语言是他反复“修改”出来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