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端漏洞：证件核验形同“肉眼识别”
形式审查无实质核验：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院仅须查验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并留复印件，属“形式审查”。目前医院未被授权接入民政婚姻登记数据库，无法联网核验证件真伪，高仿假证仅凭肉眼难以识别。
利害关系人异议后义务未升级：卫健委答复称医院当时按规定查验，尚无证据表明违法。但律师指出，当原配持真证提出明确异议后，医院应及时复查、暂停流程并上报监管，而本案中医院仅做封存处理。
技术可及但规范滞后：婚姻登记电子证照已接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支持实时在线核验，但现行规范仍停留于实体证件查验层面。
二、中端真空：胚胎处置权归属与监管空白
原配无权单方销毁：司法实践将冷冻胚胎界定为“特殊伦理物”，处置权原则上归属精卵生物学提供者（丈夫与第三者）。朱女士虽为合法配偶，但既非遗传贡献者，亦非医疗服务合同签约方，无直接销毁权。
医院陷“两难困局”：若销毁，面临精卵提供者侵权索赔；若不销毁，又无法继续移植（合同因欺诈违背公序良俗可认定无效），只能将胚胎长期封存。
卫健委无处置职权：卫健委答复明确，销毁胚胎属司法职能，行政机关无权直接介入。
三、后端无力：违法成本低与救济途径匮乏
重婚罪认定门槛高：仅凭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建档这一行为，尚难以认定为“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重婚。朱女士提交的刑事自诉因“证据单一”未被受理。
行政处罚过轻：丈夫与第三者因“使用伪造证件”仅被行政拘留5日，公众认为与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匹配。
原配维权路径狭窄：现行法律侧重保护精卵提供者权益，婚姻中受害配偶缺乏程序性异议权，只能通过提起人格权纠纷、离婚损害赔偿等间接方式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