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线索：监控摄像头的异常转向
直接发现：2023年1月3日，在孩子死亡报案的同一天，孩子的姑姑立即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举报信。她陈述，自己仔细查看了家中的监控录像，发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事发前，身为母亲的被告特意调整了摄像头的朝向，使其无法拍到卫生间区域。这一行为与她声称的“意外溺亡”说法产生了根本性矛盾。
时间关联：姑姑的发现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案发前后家庭成员行为逻辑的严密推演。她意识到，只有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行径，才需要在作案前对一个事先布置的“意外现场”进行摄像头规避操作。
二、关键佐证：联想到前一起相似的“意外”
发现模式雷同：姑姑在举报中进一步提供了另一条致命线索。她指出，就在2021年，该家庭中的另一个孩子也曾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姿势——“头朝下栽进水桶”，死在家中卫生间。随后，被告成功从保险公司获得了超过20亿越南盾的赔偿。
形成证据链：面对两起死亡事件在死亡方式、案发场所、受益人身份上都高度相似的惊人巧合，姑姑凭借其作为家庭成员对被告经济状况和行为模式的了解，坚信这绝非偶然。她敏锐地将两起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其中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向调查机关进行了有力举报。
三、推动进程：加速案件侦破与判决
打破僵局：姑姑的举报成为了推动整个案件从“意外死亡”定性转向“刑事侦查”的关键转折点。她的举证为警方提供了明确的侦查方向和核心证据，避免了案件可能因“家庭内部意外”而被草草了结。
最终结果：正是基于姑姑提供的这一关键线索，结合后续调查中发现的尸检伤痕、现场物证矛盾（水桶高度远低于儿童身高）等证据，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构成故意杀人罪和保险欺诈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