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生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亲生儿子平儿的种种忽视与不公，深刻暴露了他以自我利益为优先、懦弱回避冲突、并利用父职维护社会声誉的深层心理问题，这远非简单的“不爱孩子”可以概括。
一、极端自我中心的价值排序
个人安稳凌驾于父职之上：陈俊生所有选择的锚点永远是自身的舒适度与现实利益，父亲这一角色必须排在其个人安稳之后。他并非不关心儿子，但这种“关心”有明确的前提——绝不容许损害他自己的平静生活。
用儿子权益置换新家庭平静：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新家庭的平稳和睦远比儿子的居住条件和成长资源重要。他默认平儿打地铺、忍受夏令营待遇的巨大差距（继子佳清去4.5万元的美国冬令营，平儿只能报8000元的国内营），用亲生儿子的部分利益换取自己在新家庭里的清净与自在。
亲生骨肉可以“将就”：他下意识将平儿划入“自我延伸”的范畴，自作主张地认为亲生父子之间可以妥协，而继子佳清则是需要维持体面的“外部关系”，必须做足周到。
二、懦弱回避的性格底色
不敢直面冲突的“省力”选择：凌玲精于算计、步步为营，陈俊生并非不知，但他骨子里懦弱且回避冲突。比起为平儿与凌玲撕破脸、再次陷入家庭动荡的痛苦，让亲生儿子受委屈是更“省力”的选项。
愧疚却无法转化为行动：他对平儿当然怀有愧疚，深夜或许也会感到自责。但这些愧疚转瞬即逝，永远无法转化为保护儿子的实际行为。他害怕面对儿子，因为每一次见面都在提醒他自己是个多么失败的父亲，这种道德上的恐慌促使他选择逃避与疏远。
三、基于声誉的功利化父爱
用“好后爸”人设修复形象：作为婚内出轨的过错方，陈俊生在职场和社交圈已留下品行瑕疵。善待继子佳清、维持二婚家庭表面和睦，成为他修复个人形象、展示“有担当”的重要方式。
承受不起二次离婚的代价：他极度依赖婚姻的功能性价值（稳定的后方、日常起居的照料），且一次离婚已让他元气大伤。若第二次婚姻再破裂，外界评价将直接指向他本人“有问题”，这将进一步损害他的职业口碑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