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5·29”案件的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被告王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仅支持被害人家属10万元直接物质损失，驳回413万元的巨额索赔；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判决在定罪逻辑、被害人过错认定及赔偿范围上均有明确的司法依据，被判死刑的王某目前已上诉至贵州省高院。
一、定罪层面：故意杀人罪成立，死刑量刑有据
主观恶意与手段：法院认定王某提前准备工具（网购折叠水果刀），凌晨下楼专门寻找“炸街”人实施报复，连续捅刺被害人胸腹部等致命部位，全身创口多达10余处。
罪名认定：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虽有坦白情节，但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经审委会讨论一审判处死刑。
辩护意见未采纳：辩护人主张“仅想教训”不构成故意杀人，法院未予采纳。
二、过错认定：死者“炸街”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过错
行为定性：法院查明，19岁辅警付某凌晨骑行改装摩托车噪音高达110.9分贝（国标上限92分贝），存在行政违法，但骑行频率不高，达不到刑法层面被害人过错的标准。
责任划分：噪音扰民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合法理由，法律禁止私力报复超越公力救济底线。
三、赔偿层面：413万索赔仅获10万，符合刑诉法规则
赔偿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支持直接物质损失（丧葬费、交通费等），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抚养费损失费等均不属于法定判赔范围。
判决结果：法院酌情支持10万元，相当于对死者家属实际支出的部分补偿。
现实差距：家属诉求包含200万元精神损失费和100万元成长抚养费，这些“情理赔偿”在现行刑诉法框架下无法获得支持，并非法院“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