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国内个别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质疑，大量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多国的原始档案、加害者亲笔书信、国际友人影像日记及国际法庭判决，构成了一个相互印证、不容否认的完整证据链，为“遇难者30万”这一数字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
一、加害者亲述与原始书证
大量由侵华日军士兵本人书写的信件和日记，直接记录了其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径，构成最直接的证据。- 日军士兵亲笔信件：2026年8月15日新入藏纪念馆的史料中，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盛太于1937年12月20日从南京寄出的信件明确写道“前几天，杀了一万多败残兵”，写信时间距南京城陷仅一周。这封信与同属该师团的士兵东史郎的日记相互印证，揭示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已解除武装的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 战地明信片与笔记：同期捐赠的还有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士兵三井茂正于1938年1月15日寄出的明信片，记录了该部队在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俘获大量中国战俘及武器的细节。此外，新入藏的文物还包括证实在南京战役中使用了毒气战的教育资料和训练笔记，从侧面反映了日军作战的残酷性。
二、第三方见证与国际司法认证
除日本加害者记录外，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影像、日记，以及战后国际法庭的庄严判决，构成了更为客观和权威的证据。- 影像与日记实录：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的影像资料，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并作为关键证据提交给东京审判。与此同时，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的日记（被称为中国的《安妮日记》），都以亲身经历记录了日军对平民和战俘的屠杀、强奸等罪行。- 东京审判铁证如山：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通过大量证人证言和物证，裁定日军在南京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美国副检察官大卫·萨顿于1946年赴南京调查，其私人日记记录了他调查证据、采访幸存者，并将证人送至东京法庭的过程。萨顿的日记中提到，他在长江边目睹了曾有6000人被机枪射杀的地点，这些证据直接支撑了最终判决。
三、历史记忆的持续传承与守护
面对日本国内不时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声音，中国官方、民间及国际社会正通过持续收集史料和培育传承人，确保历史真相不被遗忘。- 史料持续丰富：仅2026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新征集了150余件（套）文物史料和100余件（套）文献资料，涵盖士兵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资料及法国外交档案等，从不同侧面为历史真相再添铁证。- 传承人队伍壮大：截至2026年8月，纪念馆已认证了五批共44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成员包括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以及国际友人后代。这些传承人通过撰写书籍、参加国际活动等方式，尤其是面向欧美青少年群体传播真实历史，正将捍卫历史真相、传递和平理念的接力棒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