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核心经过：从“杀妻碎尸”到“亡者归来”
案发与指控：河边发现被拆分的无名女尸，因技术所限无法确认身份，于三花母亲凭感觉和托梦认定死者就是女儿，与妻子有离婚矛盾的钱兴良因此成为嫌疑人。
审讯与定罪：在限期破案压力下，警方采用疲劳审讯等方式，钱兴良精神崩溃后被迫认罪；尽管供述细节前后矛盾、尸体身份存疑，仍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惊天反转：于三花并未死亡，实为被相好骗走拐卖，多年后逃回；钱兴良沉冤昭雪、无罪释放，但已含冤服刑八年。
二、案件暴露的司法痛点
证据把关不严：当年没有DNA技术，依赖颅骨重合、家属辨认等模糊手段，鉴定结论仅“基本吻合”就作为定案依据。
口供中心主义：办案机关过度依赖口供，在疲劳审讯下获取的供述成为定罪核心，违背了程序正义。
责任传导失灵：公安拿到口供即定案、家属认尸即确认身份，公检法各环节心存侥幸，未对疑点坚持退回补充侦查。
三、剧中人物的关键作用
夏英杰的坚持：作为法官，她敏锐发现证据漏洞，顶住压力坚持退卷补充侦查，甚至为保钱兴良性命争取到死缓判决。
袁亦方的介入：经陆则铭牵线，大律师袁亦方出庭辩护，有效阻止了死刑立即执行。
司法理念的碰撞：剧中夏英杰与梅芳关于“基本事实清楚”与“事实基本清楚”的争论，折射出定罪结论与证据逻辑之间的张力。
钱兴良案成为《重器》中最具冲击力的案件之一，它提醒人们：司法权的行使必须对生命保持足够敬畏，任何“大概率没错”的侥幸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