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泡尸”案嫌疑人李某首次面对媒体喊冤，称自己“也是被冤枉的”——这起悬了23年的投毒案，警方曾两次锁定嫌疑人却因证据不足放人，背后正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疑罪从无”与“证据裁判”原则在起作用。
一、法律的核心门槛：只有口供不能定罪
《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口供不是定罪的充分条件：嫌疑人供述需有其他证据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李某在7次笔录中4次承认、3次否认，前后反复，其供述的证明力因此被大幅削弱。
零口供也可定罪：但若无口供而其他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同样可以定罪——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认不认”，而是证据链是否完整。
二、为何“锁定嫌疑人”却无法起诉
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定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言词证据的天然短板：时隔多年，物证、监控等客观证据灭失，核心证据多为证言、嫌疑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此类证据会记错、会说谎、会翻供，证明力远不如DNA、监控等客观证据。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仅凭一方陈述，哪怕再具体，都不足以定罪。本案两次锁定嫌疑人（先是何登某，后是李某和何木匠），均因口供之外缺乏客观证据印证而放人。
三、疑罪从无的制度逻辑与代价
宁可放过，不可错判：法律设定高证明门槛，是为了防止公权力滥用、避免无辜者蒙冤。如果仅凭指认或反复的口供就能定罪，任何人都可能被诬告、被构陷。
制度代价的现实呈现：本案凶手至今未落网，村民以白酒浸泡遗体保存证据长达157天才得以安葬——这是“疑罪从无”原则下难以回避的遗憾，但法律底线不能因个案情绪而动摇。
证据标准的刚性：一旦放宽定罪标准，牺牲的是全体普通人的清白保障。放过一个坏人代价有限，错判一个好人则摧毁一个家庭、动摇社会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