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延安日报
不如著书黄叶村
——谒北京西山曹雪芹纪念馆
张兴源
2025年5月，暮春与初夏交接的时日，北京城已经褪去了晚春的料峭，西山脚下的空气里浮荡着一股草木勃发的清甜。我从延安出发，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窗外的黄土高原渐渐退去，代之而起的是华北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那麦子正是抽穗时节，一阵风过，绿浪翻涌，让人看了心里也跟着活泛起来。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也就是传说中曹雪芹晚年著书的“黄叶村”。
说起“黄叶村”，这个名字于我并不陌生。早在读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寄怀曹雪芹》一诗时，我便将那句“不如著书黄叶村”刻在了心上。全诗以曹将军起笔，落笔却满是一个文人对另一个文人的深沉关切。尤其是结尾那两句——“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是在劝他的朋友：别再去敲那些富人家的门了，那些人的脸色，比残羹冷炙还要令人作呕，你何不回到西山脚下的黄叶村里，安安静静地写你的书呢？
我沿着一条石板小路向东行去，大约走了四五百米的样子，眼前豁然开朗——一片低矮的院墙，几棵老槐树，一个朴素的木制牌坊，便是曹雪芹纪念馆了。
第一眼看到它，我是有些失望的。
我失望的不是它的简陋，而是我不敢相信，一部《红楼梦》竟然诞生在如此寒酸的地方。纪念馆是一组低矮院墙环绕的长方形院落，前后两排共十八间房舍，全是仿清代建筑，灰砖灰瓦，朴素得不能再朴素。这与我想象中的“大观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红楼梦》里，贾府是何等的排场！荣国府的“荣禧堂”上悬挂着“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是皇帝的御笔；宁国府的除夕祭宗祠，光是“五间正殿前悬着九盏琉璃灯”这一句，便足以让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眼花缭乱。
而写出这一切的那个人，却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走进院子，迎面是一方石碑，上面刻着“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大字，落款是启功。启功先生为清雍正皇帝后裔，以书法名世，独创“启功体”，清劲秀雅，与这座朴素的院子倒是相得益彰。我没有急于走进展室，而是在院子里慢慢地踱了一圈。院子的地面铺着青砖，缝隙间长出了青草。墙根下种着几丛竹子，虽不高大，却也青翠可爱。竹子是《红楼梦》里潇湘馆的标配，种在这里，大约是意有所指的。
纪念馆的前排展室，陈列的是清代旗人的生活环境、曹雪芹在西山生活创作环境的模型，以及两百年来有关曹雪芹身世的重大发现及有关文章、书籍。后排六间展室，则集中展示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红楼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看到了一些熟悉的物件：八仙桌、躺柜、青花瓷器，还有满族萨满教的全套祭器、银锁、手炉、拂尘等。这些器物大多是仿制品，但依然让人恍惚间觉得走进了《红楼梦》的某个章节。那银锁，让我想起薛宝钗项上的“金锁”；那手炉，让我想起林黛玉手里捧着的那个小手炉——“你又来做什么？横竖有人给你送去的。”晴雯对麝月说的那句话，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但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那间发现了“题壁诗”的屋子。
事情发生在1971年4月4日。那一天，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的住户舒成勋正在修理房屋，当他铲去表层墙皮时，露出了里面的一层灰皮，上面居然写满了诗句和联语。其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下联是“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是“真不错”。由于这一带一直流传着关于曹雪芹的传说，舒成勋顿时感到这个屋子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从题壁诗展室出来，我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坐了很久。
院子里很安静，除了偶尔几声鸟鸣，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这与植物园外面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得有一位作者在游览黄叶村时这样写道：“从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来到植物园，来到曹公曾经生活的黄叶村草庵前，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由繁华热闹到冷清寥落，甚至可以说空无一人。谁能想到，《红楼梦》正是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小村子里写出来的？”
一个写出了不朽文学经典的作家，居然是在如此偏僻、如此冷清的地方，耗尽了他一生的最后心血。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曾用八个字来形容他的晚境——“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茅草搭的椽子，蓬草做的窗户，瓦片砌成的灶台，绳子编成的床。这哪里是一个曾经锦衣纨绔的贵族子弟的生活？敦诚在另一首诗里写得更直白，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一家老小靠喝粥过日子，连喝口酒都要赊账。
我反复咀嚼着这八个字——“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志丹乡下住过的窑洞。那时候，窑洞的窗户也是用麻纸糊的，冬天西北风一吹，纸糊的窗户呼啦呼啦地响，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灶台倒是用土砌的，不是瓦的，但烧的是柴火，烟熏火燎的，跟曹雪芹的“瓦灶”怕是也差不了多少。
一种跨越两百多年的共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难道不是苦难浇灌出来的花朵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杜甫飘零，其诗始称“诗史”；曹雪芹穷愁潦倒，才有了《红楼梦》。这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当你真正站在曹雪芹著书的地方，看着那些寒酸的陈设，想着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你就会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一种残酷的事实。
有人说，读《红楼梦》是一个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抵达的过程。我很赞同这句话。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思索。这就好比你看一座山，近看有近看的风景，远看有远看的轮廓；春天有春天的绿意，秋天有秋天的斑斓。你永远不可能把一座山看尽，正如你永远不可能把《红楼梦》读完。
院子里的光线开始变化，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的笔触也该从当下的游览转向历史的深处了。
关于曹雪芹晚年在西山的生活，我读过的资料不在少数。综合各家之说，大体是这样的情形：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上是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居北京。他的祖父曹寅，是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曹家在江南担任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之久，成为一时的江南望族。但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少年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自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到了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但正是在这样的困顿之中，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了那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
史书上关于他这一段生活的记载寥寥无几，但朋友们的诗作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线索。除了前文引用的敦诚《寄怀曹雪芹》外，敦敏也曾有诗写到雪芹“山村不见人”“日望西山暮餐霞”的情景，张宜泉则有“寂寞西郊人到罕”的诗句。这些零星的文字，如同一块块拼图，拼凑出一个孤独的著书人的形象。
更令人心酸的是曹雪芹晚年的失子之痛。据记载，曹雪芹在经历了失去独子的巨大悲伤后，没过几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不到五十。“平生遭际实堪伤”，他为他的人物写下的这七个字，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注脚。
站在黄叶村的院子里，想着曹雪芹的这一生，我忽然想起了高建群先生为我的四卷本选集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从他们仰望星空产生这种梦想的那一刻起，从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窑洞迈向大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胜利者了。”
曹雪芹从江宁织造的深宅大院走向了西山黄叶村的“茅椽蓬牖”，这表面上是一种“败落”，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胜利”。他从物质世界的顶端跌入了谷底，却从精神世界的谷底登上了顶峰。他用一部未完的小说，完成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将个体生命的有限体验，升华为超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记忆。
在纪念馆的后院，有一面墙上刻满了《红楼梦》中的名句。我踱到那里，看到的第一句便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首小诗写在《红楼梦》第一回的开篇，是曹雪芹的夫子自道。他似乎在告诉所有的读者：这本书，你们不要只当它是故事，这里面有我的血泪，有我的痴心，有我的真“味”。如果你读不懂，没关系，我已经把话说在这里了——“谁解其中味”，这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绝望。期待的是，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会有人真的懂他；绝望的是，在他活着的那个年代，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他。
我们不妨想想那个年代的情形。乾隆时期，文字狱盛行，文人动辄得咎。曹雪芹写《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写的是“白骨如山忘姓氏”，这些东西在当权者眼里，是犯忌的。难怪有传说讲，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官府已经“盯上”了他。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恐怕不全是文学上的精益求精，也有避祸的考量在里面。
在这种环境下写作，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让我想起了柳青的《创业史》，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想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些陕西作家的作品，同样是在困顿中诞生的，同样是用生命换来的。或许，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她的名字就叫“苦难”。
太阳已经快落到西山后面去了。
我准备离开纪念馆，但脚步却有些迟疑。我在院子里又转了一圈，最后看了一眼那三棵歪脖子古槐，看了一眼门外的溪水，看了一眼刻在石头上的那两句诗——“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的这两句诗，意在提醒他的好友曹雪芹，不要羡慕那些靠权势和金钱堆砌起来的繁华，那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是著书立说，是用文字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添砖加瓦。
从纪念馆出来，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西山之上，给整座山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了许多。不是因为此行得到了什么具体的答案，而是因为——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心里多了一个安放敬意的角落。那里有黄叶村，有正白旗三十九号院，有题壁诗，有三棵古槐，有“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八个字，有“谁解其中味”那一句感叹。
这敬意，来得有些迟。但它毕竟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