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原文标题：绿色金融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与空间衰减边界研究
原文作者：郑文风，邴富豪
发表期刊：经济与管理评论
关键词：绿色金融政策；碳排放强度；空间溢出；距离衰减边界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减排成为国际共识。中国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党的二十大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金融作为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的核心制度，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2017年，国务院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可复制经验。多年实践取得积极成效，但面对深度降碳新要求，需深入评估试验区政策是否切实降低碳排放，减排效应是否具有空间外部性，能否对周边产生“绿色红利”。若存在空间溢出，其强度是否随距离呈规律性变化，边界何在，也亟待回答。回答这些问题，既关乎政策绩效精准评估，也有助于构建跨区域绿色金融协同体系。既有研究多聚焦直接减排效应，忽视空间溢出及距离衰减特征。
为此，本文以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纳入地理距离衰减因素，识别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溢出，刻画衰减规律与边界，为完善区域协同布局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细化传导机制检验，区分绿色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检验政策对实质性突破与渐进式改良的差异激励，同时聚焦第二产业内部污染强度变化，揭示工业绿色化升级而非简单缩减工业比重的减排路径；二是采用分段距离阈值（200、500、1000公里）识别空间衰减边界，为差异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提供“空间刻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
环境金融理论认为，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需借助金融制度内化环境成本。信贷配置理论表明，环境约束嵌入资金配置时，资本经历“绿色筛选”，低碳项目获融资便利，高碳项目面临门槛提升。试验区通过绿色信贷标准、专项再贷款、环境信息披露等工具，改变融资条件和要素价格，引导增量资本投向绿色产业，倒逼存量资本从高碳部门退出，推动要素向低碳高效领域配置，降低碳排放强度。
据此提出假设H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二）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碳减排的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面临融资约束，政策通过专项信贷、绿色债券等缓解资金压力，激励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创新补偿”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激发创新，但实证有分歧，需区分创新质量与时效。
因此提出假设H2a：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高质量绿色发明，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对于产业结构维度，中国不能简单压缩制造业，而应推动工业内部深度绿色化。政策通过差异化定价“奖优罚劣”，引导资本从高碳工序流向低碳工序，使第二产业比重稳定的同时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下降。
据此提出假设H2b：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驱动工业部门深度绿色化转型，而非简单的产业间比重调整，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三）绿色投资水平的调节作用
政策资金需实体投资承接转化。地区绿色投资水平越高，政策释放的资金越能被有效吸收并转化为实际减排成效，形成“投资—减排—更多投资”的正反馈循环；反之则可能空转。
据此提出假设H3：地区绿色投资水平正向调节绿色金融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绿色投资水平越高，减排效果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17年首批试点（浙江湖州、衢州，江西赣江新区，广东广州，贵州贵安新区，新疆哈密、昌吉、克拉玛依）为处理组，选取2010—2023年273个城市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严重缺失地区）。2019年兰州新区、2022年重庆因实施较晚，暂不纳入处理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及CEIC、Wind等，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或移动平均填补，货币变量以2010年为基期平减。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碳排放强度（Carbon）= 城市碳排放量/ 城市生产总值，稳健性检验改用Carbon2（取自然对数）及区县层面Carbon3。核心解释变量为双重差分交互项DID = 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Post × 城市虚拟变量Treat，试点城市Treat=1，否则0；2017年及以后Post=1，否则0。中介变量包括绿色技术创新质量（GIQ，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数量（GIN，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总量（GIT，二者之和）以及第二产业工业排放污染强度（IEP）。调节变量为绿色投资水平（GT）=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GDP。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均GDP对数）、环境规制强度（ER，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增加值）、财政自主度（FS，财政支出/GDP）、人口密度（DS）、工业化水平（IL，工业增加值/GDP）、对外开放程度（OL，进出口总额/GDP）。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描述性统计显示，Carbon均值为3.492，标准差3.390，区域差异明显；DID均值仅0.013，与试点范围较小一致。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仅控制固定效应时，DID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DID系数在5%水平为-0.422，表明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假设H1成立。平行趋势检验显示政策前系数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伪处理组500次）表明基准结论非偶然因素驱动。
为保证结论可靠性，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EDGAR数据及区县层面）后，DID系数仍显著为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在基准模型中逐项或同时纳入低碳城市试点、大气重点控制区、节能减排示范城市、碳交易试点等四类同期政策虚拟变量后，DID系数的符号、数值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根本变化。
（三）作用机制检验
关于绿色技术创新机制，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发现，政策对GIQ、GIN、GIT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纳入中介变量后DID仍显著，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重要传导渠道，假设H2a成立。关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机制，以IEP为中介变量，纳入后DID系数不再显著（以Carbon衡量时为完全中介，以Carbon2衡量时为部分中介），但IEP在所有模型中均高度显著，证明“政策→工业部门碳强度下降→城市碳强度降低”的传导链条稳健，支持工业内部绿色化升级路径，假设H2b成立。关于绿色投资水平的调节效应，引入交乘项GT×DID，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绿色投资正向调节政策减排效果，假设H3成立。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分维度考察发现，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在1%水平显著，对非长江经济带城市则不显著，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战略与政策协同，低碳技术扩散更快。分东、中、西部区域看，东部和中部不显著，而西部在5%水平显著，这是由于东部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增量效应有限，中部面临高碳路径依赖，而西部工业主导型经济受益于绿色信贷引导能源转型，政策弥补了市场机制不足。按资源禀赋分，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的减排效应更为突出，因其有效打破了“碳锁定”效应；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多元，边际效应有限。
（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经检验选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SDM-DID），以地理距离倒数权重矩阵。全局莫兰指数显著为正，碳排放强度呈“高-高”与“低-低”集聚特征，空间依赖存在。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在10%水平显著为负，表明政策在降低本地碳强度的同时对邻近产生负向空间溢出（协同减排），更换距离倒数平方权重后结果稳健。进一步按200、500、1000公里分组回归，呈现清晰的梯度衰减：在小于200公里的近距离圈层，直接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表现为近邻协同减排，技术、知识与产业链溢出有效；在200至500公里的中距离圈层，间接效应显著为正，推高周边碳排放，主要源于产业转移所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规制竞争及金融“虹吸”效应；在500至1000公里的远距离圈层，间接效应仍显著为负但经济显著性大幅减弱，体现为技术梯度扩散的衰减；当距离大于1000公里时，间接效应不再显著，地理与行政壁垒阻滞了政策传导。整体呈现“近邻协同—中距竞争—远距弱化—超距消失”的梯度特征。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绿色金融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成立。政策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在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及资源型城市中更为突出。传导机制包括激励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工业部门内部绿色化升级，绿色投资水平正向调节减排效果。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衰减，200公里内为协同减排，200至500公里转为竞争性增排，500至1000公里仍有弱化负向溢出，超过1000公里则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应立足区域异质性制定差异化政策：长江经济带可推动绿色信贷标准等城际互认；西部应加大再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倾斜；资源型城市实施“有保有压”双向金融策略；聚焦工业绿色化改造，强化财政引导社会资本。依据空间边界构建梯度化协同治理体系：0至200公里核心圈推动规则一体化；200至500公里缓冲带构建成本共担与融资约束联动机制，防止污染转移；500至1000公里技术协同区建立市场化扩散通道；1000公里外聚焦本地绿色金融生态建设。同时完善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根据实践反馈校准政策参数和空间布局，实现持续优化。
七、原文摘要
绿色金融政策能否有效驱动低碳转型并厘清其空间效应边界是构建区域协同减排体系的关键议题。以2017年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3年273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且该效应在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及资源型城市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应主要通过激励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第二产业内部绿色化升级两条路径实现，绿色投资水平正向调节政策效果。进一步的空间分析显示，政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清晰的距离衰减边界：200公里内表现为协同减排，200—500公里因污染避难所与逐底竞争转为碳排放空间替代，500—1000公里仍有负向溢出但强度明显衰减，超过1000公里则效应不再显著。
作者：
刘泽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新媒体编辑：唐琳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