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完成也只是改革的上半场。
文/每日财报 张恒
7月27日，河南农商银行在官网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批准，该行吸收合并鹤壁市、漯河市的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共9家机构。同日，河南金融监管局公布批复文件，同意该行通过吸收合并增加注册资本80.47亿元，由916.38亿元变更为996.86亿元。
996.86亿元是什么概念？2025年12月，交通银行完成增资后注册资本为883.64亿元。也就是说，这家成立不到一年半的省级农商行，注册资本已经超过了一家国有大行，在国内银行业中仅次于工、农、中、建四大行和邮储银行。
单看这个数字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农村金融正处在扩张周期。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据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村镇银行、农信社、农商行法人机构数量分别减少378家、83家和164家（截至2026年3月7日），降幅分别达到25%、18%和1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2025年金融市场的总结是“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下降”，对当年工作的部署则是“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并要求“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
把这两组信息放在一起看，河南农商银行的千亿注册资本就有了另一层含义：它不是一家银行的资本扩张，而是上百家中小机构法人资格消失后的总和。机构在减少，单体在变大，这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河南只是这场变化中动作最大的省份。
从135家行社到一个法人
要理解河南为什么这么改，得先看改革前的家底。
截至2023年11月末，河南农信系统共有135家市县农商银行和农信联社，法人数量居全国前列。体量并不小，2024年末全系统资产总额2.58万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均居全省银行业首位。
但是，法人分散意味着治理分散：一县一法人，股权结构复杂，风控能力参差不齐。2022年上半年，河南个别村镇银行发生的取款难风险事件，暴露了小法人机构在股东管理和内控上的脆弱性，也让当地农村金融改革的紧迫性摆上了台面。
事实上，河南的农信改革路径经历过一次重大调整。早在2022年11月，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确定通过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理顺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2023年8月，该方案获监管批复筹建，同年11月7日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揭牌。
联合银行模式下，基层行社保留法人地位，省级机构主要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但仅仅八个月后，2024年7月，河南调整方案，决定以河南农商联合银行、郑州农商银行等25家法人机构新设合并，组建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
直至2025年2月，金融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南农商银行挂牌开业，初始注册资本292.47亿元，成为河南省资产规模最大的本土银行。
此后的整合节奏明显加快。2025年9月，河南农商银行一次性吸收合并开封、平顶山、安阳等9个地市的82家机构，注册资本增至916.38亿元；2026年7月，也就是本次，再合并鹤壁、漯河两地9家机构。
成立不到一年半，三轮合并，收编上百家机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目前省内也只剩下许昌、洛阳、驻马店三地的农信机构尚未并入。
而本次合并的9家机构，构成上很有代表性。3家农商银行（鹤壁、浚县、临颍）、5家农信联社（淇县、舞阳县及漯河市郾城区、源汇区、召陵区）、1家村镇银行（舞阳玉川村镇银行）。既有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农商行，也有始终未改制的县区级联社，还有村镇银行，基本覆盖了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形态。
此次合并方式是整体承继。9家机构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网点，皆由河南农商银行接收，原机构变更为分支机构，客户账户、银行卡、已签合同继续有效。监管信息显示，9家机构已于7月22日完成机构退出，河南农商银行同步在漯河获批设立118家分支机构、在鹤壁获批87家。
河南农商银行选择这个时点推进改革，和政策窗口直接相关。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这一表述。
对河南而言，前两轮合并的流程已经跑通，剩余机构数量不多，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阶段完成改革收尾，成本和融合壁垒最低。
千亿资本的成色与两万亿资产的效率
河南农商银行注册资本逼近千亿，在农商行序列里已经没有可比对象。
此前，全国注册资本最高的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是内蒙古农商银行，为580.17亿元；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甘肃农商银行（449.49亿元），新疆农商银行（348.88亿元）和吉林农商银行（346.28亿元）。
其余注册资本过百亿的优秀农商行，还包括北京农商银行（121.48亿元）、重庆农商银行（113.57亿元）、深圳农商银行（103.98亿元）等等，与河南农商银行都不在一个量级。
放到全部商业银行中看，河南农商银行996.86亿元注册资本低于邮储银行的1200.95亿元，高于交通银行的883.64亿元和所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口径。河南农商银行的注册资本增长，主要来自吸收合并时被并入机构股本的换股并表，而非外部新增资本金。注册资本反映的是股本规模，不等于资本充足水平，更不直接等于风险抵御能力。被合并机构原有的资产质量问题，也会随着并表进入新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每日财报》分析认为，河南农商银行拥有近千亿注册资本的重要意义，更多在于统一法人之后，全省农信资源可以在一张资产负债表内调配：资本统筹补充，拨备统筹计提，风险在更大的盘子里消化。这是135个小法人各自为战时所极度欠缺的，也是很难做到的。
再看经营体量。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河南农商银行系统营业网点4298个，在岗员工4.51万人，资产总额2.69万亿元，存款余额2.45万亿元，约占全省存款的五分之一，贷款余额1.24万亿元，约占全省的七分之一。
作为对照，在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出现之前，全国农商行的头部是“五驾马车”：重庆农商银行以1.77万亿元资产规模居首，上海农商银行1.63万亿元次之，广州、北京、成都三家农商行也都在万亿之上。
但体量够大，并不代表质效优秀。一个直观的指标是存贷款结构：河南农商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约为51%，而重庆农商银行今年一季度末存款1.11万亿元、贷款0.83万亿元，比值约75%；上海农商行存款1.18万亿元、0.8万亿元，比值约68%。
这意味着，河南农商银行吸收的存款中，有近一半没有转化为贷款投放，资金运用效率与头部农商行存在明显差距。这与其县域机构历史上信贷能力偏弱、部分区域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有关，也是合并之后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合并解决的是组织架构，资产端的能力建设没有捷径。
管理层的人选搭班可以看出一些战略取向。据河南农商银行披露，第一届董事会选举郝惊涛为董事长，聘任王炯为行长，梁生效、张涛、韩俊岭任副行长。
郝惊涛先后在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任职；王炯曾是中原银行首任行长，后转任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行长。两人均有商业银行经营背景，而非农信系统内部晋升。
2025年2月26日开业仪式上，郝惊涛的表态是“立足农商职责定位”“当好农村金融主力军、地方金融排头兵”，口径没有离开支农支小的本源。而且在开业当天，该行即与河南农业投资集团、河南水利投资集团等省属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业务重心指向粮食安全、水利建设这些河南的基本盘。
落到金融“五篇大文章”上，该行的着力点集中在普惠金融一篇：2.42万亿元存款、4298个网点沉在县乡两级，这本身就具备了服务全省普惠金融最大的物理网络优势。
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的数据可作旁证。2026年6月末，河南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1%，上半年住户经营贷款增加782.7亿元。其中，县域农商体系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等工具，成为普惠小微和住户经营贷款增量的重要承接力量——截至6月末，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达1119.4亿元。
从该维度来看，河南农商银行把商业银行出身的管理层和农信系统的网络资源放在一起，意图比较清楚：用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做农村金融的业务，契合度和想象空间很大。
一部波澜壮阔农信历史，三种改革逻辑
河南省的农信合并改革，只是全国图景的一角。
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此后几十年间，管理权几经转手：先后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农信社成为其下设机构。1996年8月，国务院部署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信社第一次成为独立运行的合作金融组织。
但脱钩并没有解决产权不清、治理缺位的问题，到上世纪末，大量农信社资不抵债，历史包袱沉重。
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是农信史上第一次系统性改革。方案的核心是两条：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前者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2001年江苏已先行试点，诞生了张家港、常熟、江阴三家全国首批农商行；后者把农信社的管理交给省级政府，由此产生了省联社体制。
央行以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资产，帮农信社卸掉了一部分历史包袱。此后近二十年，农信社陆续改制为农商行，省联社则承担行业管理职能。
省联社体制在当时是务实的安排，但矛盾随着时间累积。省联社由基层行社入股组成，法律上是“下级”，管理上却是“上级”，权责错位；部分省份省联社行政干预过多，基层行社的公司治理形同虚设。
2022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部署“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由此省联社改革进入实操阶段。2022年4月18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省联社改革实质落地。
据统计，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18个省份的农信改革方案落地，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和14个省（自治区），已形成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省级农商联合银行两大主流改革路径。
对比三轮改革，逻辑并不相同。1996年脱钩解决的是“归谁管”，2003年试点解决的是“产权归谁”，本轮改革解决的是“风险谁兜底、资源怎么整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改革内部的模式分化。浙江、山西、广西等地选择农商联合银行模式，保留基层行社法人地位，省级机构“下参上”，服务多于管理；辽宁、河南、海南、内蒙古等地选择统一法人模式，全省一张资产负债表。
这种分化并不是偶然。浙江的基层农商行整体资产质量好、盈利能力强，保留县域法人可以维持其经营活力和支农支小的属地性，联合银行模式的改革成本最低，整合难度也最小。
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分省份，基层机构资产质量分化严重，小法人自身没有化险能力，统一法人便于集中资源处置风险、统筹资本补充，是比较务实的选择。
河南省先设联合银行、八个月后转向统一法人的反复，就恰好说明了这道选择题的现实约束：135家法人、风险事件的前车之鉴，让“松散联合”不足以支撑化险任务。该情况下，成立省级统一法人的河南农商银行进行深度介入整合，便是这条改革路上的明智之举。
甘肃省也是同样的情况。2023年提出成立农商联合银行，但2025年决定切换，到2026年3月甘肃农商银行正式开业。这种“换道”也印证了上述农信改革的深层逻辑：联合银行模式虽平稳，但对高风险机构的风险处置能力有限；随着风险化解压力加大，部分省份选择“下深水”，直接走统一法人路径以集中资源处置不良。
结合来看，这两种模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和本省实际的匹配度，需因地制宜，这也是监管反复强调“一省一策”的重要原因所在。
但代价同样存在。统一法人之后，原县域法人的信贷决策权上收，农村金融机构最被看重的“人缘地缘”优势和决策链条短的特点，能否在分支机构体制下保留，目前还没有经过完整周期的检验。浙江保留县域法人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回答。
从1951年的信用合作社，到1996年脱钩、2003年省联社，再到今天的省级农商行和联合银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每一轮改革，都是在“防风险”和“保服务”之间寻找当时条件下的平衡点。
河南农商银行用一年半时间把百余家机构并成一个法人，注册资本逼近千亿，这个速度在农信改革史上没有先例。
合并完成也只是改革的上半场。贷存比的差距、并表后的资产质量、县域服务能力的存续，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法人牌照的合并而自动消失。接下来，若许昌、洛阳、驻马店三地机构并入，那么河南农信改革或将进入真正的检验期。
当然，检验的标准不是注册资本的排名，而是那笔沉淀的存款，能不能变成县域里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贷款，这才是最紧要的。其他省份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农信系统改革，这一问题同样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