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彝区：被困五六小时 忍痛回击-文摘-观察者网
清末、民国年间，吏治腐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兴旺发展，奴隶主不断向四周掳掠、扩张，土司不能驾驭。据一些调查资料，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中，凉山边缘的汉族被掳入深山为奴隶的就达五六万人。
地处甘青川滇交通要道的安宁河谷，当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冕宁至安顺场，处咽喉要冲，为通雅安之小路，到泸定的捷径，历史上的吐蕃大军、蒙古铁骑、太平军都曾经过这里，南来北往的商旅络绎不绝。黑彝家支占有该地，特别是1914年彝族奴隶“拉库”起义失败后，奴隶主肆无忌惮地掳掠，商旅视为畏途，此地成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军队通过“一团以下可被缴械”。黑彝家支对小部队或残兵经过这里，往往不放过夺取枪支的机会，对过往大军则不敢问津。
各彝支在冕宁劫人质得枪数百支后，势力增强，利欲大增，返大桥场，正在掳掠该地汉族。红军先遣团来到时，他们退峨瓦山以北埋伏，想再有得枪的机会，遂有次日围击红军先遣团之举。
红军在宣传无效，进退不能，天色已晚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反击，既说明红军以诚相待，又表现其英勇善战的铁军风范。
30年代的彝族奴隶社会还是封闭的，彝民对外知之甚少，对红军根本就不了解。就是汉族区，大多数人听到的也是“共匪”之类的反动宣传。正如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抗捐军领导人根据形势决定，将队伍撤到县北一带打游击。抗捐军与红军游击队合编，合编后仍称抗捐军。次日，队伍开到县北大桥场，当即被黑彝头人武装监视并强行索枪。形势恶化，抗捐军领导人决定追赶红军，一同北上。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区，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果基约达和罗洪卓衣歃血，保抗捐军过彝区。次日，抗捐军行至大桥场北的峨瓦村后，被罗洪、倮伍、果基3家黑彝奴隶主武装袭击，遭到失败。(四川省、凉山州联合调查组1984年2月《关于果基小约旦1935年是否袭击冕宁县抗捐军问题的调查报告》)1个连的红军部队只有数名战士脱险后辗转到泸定追上红军尾队。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2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的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饮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没。(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果基约达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是“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未必买他们的账。因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子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2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
“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事件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见证，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民区赶到安顺场渡口。但是，对于果基约达，我们既不能因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区而夸大其作用，甚至将其神化，也不能用超越历史时期的眼光去要求一个处于奴隶社会头人地位的人物。 http://t.cn/RaCZk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