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建筑# 荣氏兄弟的故事（上）“普拉达荣宅”的参观结束了，昔日上海滩“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故事正在讲述中…
荣宗敬、荣德生出生在无锡荣巷，他们的祖父荣锡畴和父亲荣熙泰虽非“大富大贵”之人却也并非“庸庸碌碌”之辈，尤其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在广东闯荡的经历直接影响了兄弟二人日后的“从商道路”。
荣氏兄弟早年在上海都是学徒出身，曾投身过“钱庄业”，其中弟弟荣德生还一度到过广州协助其父荣熙泰的工作。“面粉业”是荣氏兄弟首先品尝到“致富滋味”的支柱产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到了北方的农业生产，面粉作为北方人和洋人们身边所必备的口粮在供应上也因此显得捉襟见肘起来，这在无形之中为南方民族面粉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安徽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的阜丰面粉厂顺势崛起的四年后，荣氏兄弟也迎头赶上，于1902年与他人合资在无锡开办起了荣氏家族历史上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来改为“茂新面粉厂”），该厂在熬过1909的“橡皮股票风潮”后通过改建厂房更新机器等方式使得业务迅速增长，为后来荣氏兄弟的“飞黄腾达”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福新面粉厂是荣氏兄弟自茂新面粉厂后于1912-1914年与他人合资在上海创办的又一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面粉厂。说起它的创办还有一段故事：原在茂新面粉厂担任销粉主任的王禹卿本想脱离茂新“另起炉灶”，此事被荣宗敬知晓后极力挽留并决定出资与王禹卿合作办厂，新厂定名为“福新”，因荣氏兄弟出资最多，所以荣宗敬出任总经理，王禹卿的兄长王尧臣出任经理，另一主要投资人浦文渭出任协理。需要指出的是，“福新”虽名义上是“荣氏企业”但实际多为王禹卿操持，“荣氏兄弟”的发家道路上离不开“王氏兄弟”的鼎力相助。
就在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内“初尝甜头”的同时，兄弟俩也开始了进军“棉纱业”的脚步。与荣家有关联的“棉纱企业”前有“振新纱厂”（后荣氏兄弟因与振新部分股东不合而退出）后有“申新纱厂”，其中以“申新”最为大家所熟知，为荣氏企业的代表。申新纱厂创办于1915年，厂址设在现长宁区的周家桥地区，关于这个厂址的选定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据说是因为荣德生信奉风水，有一日他在《杨公堪舆记》上看到“吴淞九曲出明堂”一句，便认为从吴淞江入口处经过第九个弯曲的地方有好风水，于是经“测算”就选定在了周家桥地区，后经无锡老乡著名的张氏味莼园主人张鸿禄（张叔和）从中撮合后在该地区成功购地建厂（其中荣氏兄投资占比55%，张鸿禄投资占比25%，其余20%为中小股东投资），由此开启了荣氏兄弟黄金时代的序幕。荣氏兄弟早年受张鸿禄关照甚多，这次开放的陕西北路荣氏老宅也是经张鸿禄的“中介”后才被荣宗敬购入的，荣宗敬购入此宅后又对其进行了改扩建才有了后来的宏大规模。
荣氏兄弟能够致富的原因笔者总结为“紧抓机遇”与“大胆超前”这八个字。1914-1918年间，“一战”烽火燃遍欧洲大陆，西方列强在无暇东顾的同时很多产品也需要大量依靠进口，这就给了荣氏兄弟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正是在这几年中，荣氏企业的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是远销海外，巨大的利润使得荣氏兄弟仿佛插上了极速致富的翅膀从而一飞不可收拾。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财富，荣氏兄弟清醒的认识到由于“一战”而给中国民族实业带来的“利好”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外国人总还是要回来的，他们必须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迅速增强自身实力以应对今后更为激烈残酷的商场搏杀，于是荣氏兄弟在王氏兄弟等人的帮助下开始逐步加快了他们的办厂步伐。作为兄长的荣宗敬与弟弟荣德生相比在经营思路上更具“开拓冒险”性，他果断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开办新厂后抵押掉再办新厂”以此周而复始并给各厂配以先进的生产机器，这种看似极度冒险的方式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成为了荣氏兄弟“商业帝国”极速膨胀的重要法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叫：“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至20年代中期，荣氏兄弟在“棉纱”和“面粉”两个领域内都高居全国桂冠，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与“面粉大王”。
荣氏兄弟在经营“面纱”生意的同时还通过大举涉足当时的“纱交”及“面交”（即从事相关交易所投机活动）来扩大收益，现位于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旧址原来即是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华商纱布交易所”。荣宗敬在致力于实业的同时也有着他热衷于“投机”的另一面，他是交易所中的常客，也曾一度是交易所中的风向标，拿“纱交”为例，荣宗敬的投机方式一般为“每当新花将要登场之际他总会进行大量抛售以尽量压低新花价格然后再乘机大量收进新花以此来谋利，如果在收花时正巧遇到资金困难他则会采用降低由申新生产且作为交易所标准纱“人钟纱”的质量以此来套利”，荣老板的如意算盘后来终被拆穿，同仁们曾戏称他的“人钟纱”为“烂污人钟”。荣老板在交易所的地位自杜月笙涉足后开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