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分别与二位外来人员说起了孩子上学的事，一位是我家的钟点工阿姨，一位是来我家修纱窗的铝合金门窗店小老板。

首先，她和他都很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上海上学，而且很焦虑。其次，尽管钟点工阿姨来上海打工才三个多月，铝合金门窗店小老板在上海做了五年的生意，但毕竟她和他都是本份地凭自己的劳动在上海生活。他们有资格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改善，实现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自己身边读书的愿望。

但是，钟点工阿姨来我家工作之前，可以说打的是一份“黑工”：在一家专门做宵夜的小龙虾店打杂，每小时老板给12元钱，每天做到深夜二点。之后通过中介公司来我家做钟点工，每小时30元。而很明显，虽然钟点工阿姨也有想让自己的孩子来上海上学的奢望，但条件显然达不到。

至于铝合金门窗店小老板，在上海经营五年，没有给自己缴纳过一分钟的社保，也自然不够格了。

我问小老板：“既然你想让小孩在上海念书，为何不早做打算呢？”他回答我说没想到。

我又说：“那无论如何你现在就开始缴纳社保，缴够年份了不是又可以把孩子接来上学？”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还没有这个打算。

上海是个讲规矩的地方。虽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人吹嘘自己某个老乡在哪里上班，可以托个关系什么的，但对于这种有明确红线范围的事，轻易作弊的可能性不大。

话说回来，钟点工阿姨和铝合金门窗店小老板跟我交流时还是本份的，知道自己不行或者不够格时，并没有记恨于上海这个环境，更没有嫉恨我这样给她工资或者付他工钱的人，而不像网络上经常看到的“白眼狼”，所以我愿意和他们交流，也会善待他们，跟他们讲点道理。

#涛哥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