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几任陕西省主席
1930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第二天杨虎城部队占领潼关。冯玉祥任命的代主席刘郁芬听说潼关失守，顿感关中门户洞开，西安已无险可守，便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率各厅处长集体逃往山西。
西安市长杨慕时和警备司令陈毓耀协商后，决定和平移交，以保全古城，推举代表赴潼关，面见第十七路军担任先锋任务的58师师长马青苑（注意，不是某族啊，重要的说三遍！），请其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进驻西安。陕军顺利进入关中，回到阔别三年的家乡，杨虎城主政陕西。
杨虎城这篇终于要结尾了，但我还想说说1930年前后的一点人事上的旧事。
地方自治一直是清末到民国的一股社会风气，豫人治豫、闽人治闽、湘人治湘、川人治川、浙人治浙……诸如此类，从于右任到杨虎城，也都这么想，特别是1922年，胡景翼率军西出潼关，解围郑州，攻克开封，袭取安阳，大破赵倜，然而如此功劳，到论功行赏了，冯玉祥做了河南督军，刘镇华做了陕西督军，胡景翼却不能回陕西了，这不欺负老实人吗？从此，陕人对外人治陕就心存抵触。陕西地方文化积淀厚重，知识层面非常敏感，地方人士本身称不上有多团结，但排外性却比较严重。偏偏冯玉祥又视陕西为自己的禁脔，是其开府西北，经营中原，拓土华北的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肯能让陕人治陕，哪怕这个人是他的老同志，又是文人的于右任。
冯玉祥虽然是新军阀，但骨子里却是很传统的旧式武将，当然这是个中性词，有褒有贬，特别是在对陕军陕人的问题上，对文人于右任试图掌军，他非常警惕，觉得这是侵权，是捞过界了；对于陕军，也就是国民二军，正规军出身的冯军自然觉得这都什么啊？你们分明就是土匪，军纪无存，四处扰民，换言之跟隔壁的豫军区别不大，所以成见很深，冯曾对时任北方区委员的陈乔年说：“问题不在现在解西安之围，而在解西安之围后。我深知二军性质，今日解了他的围，明日他可缴我的械。”听了这话，我党背后做的分析是冯玉祥和于右任，其实二人都有做西北王的倾向，表面上虽尚自以革命为言，骨子里则包含很大冲突。看似人畜无害的于大髯口，当年也是很有想法的。
今天很多杨虎城的史料，都说冯玉祥部队给西安解围之后，杨觉得守城八个月，对西安群众愧疚，所以到富平闭门思过去了，实际上不是这么个原因。而是杨怕重蹈老友老乡郭坚的覆辙，当时的陕军，部分将领各怀野心，招募土匪，壮大声势，以致编制混乱，侵扰地方，跟军纪森严的冯军自然尿不到一个壶里，长此以往，矛盾就激化了。先是宋哲元打垮党玉琨，攻下凤翔，残酷杀戮俘虏五千人，陕人觉得冯玉祥是不是太小题大做，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们这是要做啥呢？中原大战更是个爆发点，陕西刚遭大灾，还要被冯军这么盘剥，甚至打败仗后还要撤回来，继续糜烂地方。
冯玉祥系统内部的矛盾还不止于此，陕西省代主席刘郁芬和前任主席宋哲元，和总司令冯玉祥也有矛盾。中原大战后期，出援河南的宋哲元打了败仗，撤回潼关，刘郁芬就怕了，觉得自己屁股还没做暖和，你宋哲元就回来抢位置。于是急电自己的旧部孙连仲，要他率部回陕主政，我宁愿给自己人，也不给你宋哲元，可你们不都是冯玉祥的基本干部吗？
宋哲元此前催请刘郁芬支援一下，后者只给了棉大衣二百件，钞票两千元，可为了让孙连仲堵住宋哲元，却给了孙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换了你是宋哲元，会怎么想？
而偏在此时，冯玉祥又怀疑宋哲元要效法吉鸿昌、梁冠英叛变自己，宋进退两难，气得大哭，最后一跺脚，带着高级幕僚数人和手枪队三百余人，渡河到了山西。宋一走，潼关门户大开，刘郁芬也只好滚蛋。
顺便说下孙连仲和刘郁芬的关系，刘如此巴结自己的下属，可后来他们都投了蒋介石后，蒋要把两人都放到江西剿灭红军，本意以刘为江西清乡督办，可问到孙的时候，孙却表示：“我自己可以应付，无烦刘主席偕往。”于是刘郁芬只好赋闲，最后实在混不下去，抗战时期当了汉奸。
倒是杨虎城是真仗义，说我让赵寿山派兵护送你，你们跟陕人积怨太深，这样走才安全，使刘安全渡河到了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