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常很少谈自己的老师，更不会去刻意宣扬，那从来不是我的理念，他们也不需要我这种后辈去宣传。但今天还真是忍不住要好好写一下自己已故的导师杜希德教授。前两天刚刚从普大东亚系的另一位导师那里收到杜希德先生未刊的唐代律令翻译和研究论文，原本以为已经是有价值的发现了，没想到跟我今天看到的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东亚系前一阵从一个专门保管东亚系文件资料的仓库收到通知，说保管期到了，问说该如何处理。两大盒资料，系里老师打开一看，发现是杜公早年的学习笔记，希望我能看一下，我整个下午，彻底被这两大盒材料迷住了，杜公绝少谈他早年学习经历，对我和很多他的朋友来说都是迷。没想到这两大盒资料让我进入他的世界，这是编撰《剑桥中国史》之前的杜希德，甚至是远在完成《唐代财政史稿》博论之前的杜公。盒子里装的原来全是杜先生大学生时代学习笔记，他用极为工整的仿佛蝇头小楷般细小的笔迹书写的札记，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这些笔记本分门别类，主要是他学习地理学和汉学的详细记录。从这些笔记本可以清晰看到他汉学训练的全面和深入，而且这些都不在他才二十出头时完成的，他对中国早期经典，从楚辞、诸子百家到敦煌变文都仔细读过，他的笔记从摘抄原文到翻译和字句解释，都严格按照训诂的要求来做，他是史学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他并不欣赏没有好的历史问题的学术，但我真的没想到他的大学训练会是如此扎实，而且多半看来是他自学的，因为1946-48 年英国的汉学并不发达，否则不会想到要请陈寅恪去当教授。我没想到笔记里有在音韵学和文字学上学习的记录。还有关于唐代、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明史、太平天国以及方志族谱等许多方面的学习记录，真是不一而足。杜公本科是地理学专业，这对于他后来的历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使他始终重视地理空间的影响。《泰晤士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由他主编。我知道他很会画地图，但这些笔记本里面他随手画的各种地图，随手制作的各种图表，都精细到难以令我置信。连东亚系另一位资深教授看了也说杜公年轻时一定是个极为一丝不苟而又仅仅有条的超级学霸。难怪很年轻就能组织重大学术工作，能对一个团体指挥若定。有一本笔记本是他在40年代末的某年十月同时学习蒙古文和汉代辞赋等的札记，上一页是详细的老蒙文语汇，下一页就是非常专精的辞赋的解说和翻译，这样的切换毫无窒碍。我从来不知道他学习过蒙文，还有类似的一册是他在波兰语语法和唐代之间切换。从这些笔记本可以看出他二十出头已经掌握了中国古典学问的许多主要框架，笔记本里提到的清代以来学人很多，比如提到缪荃孙还特别注出是哪一年的进士。这些笔记也透露出他有趣的地方，除了偶尔画得很不错的人像，他也开人玩笑。比如他在剑桥的导师是捷克汉学家 Gustav Haloun。他跟我提过，他觉得 Haloun 人比较古怪，而他在唐史方面基本是自学而成。他有本笔记是阅读庄子的详细记录，笔记本封面写着“庄子哈乱注”，我怀疑这个哈乱就是 Haloun，这可能是他跟 Haloun 上课的笔记。这些笔记可以解释他日厚学术发展的很多特点。他那一代的大汉学家，我们几乎都看不到他们成为他们之前的学习过程的记录，杜公的这些笔记恐怕是保存最完整的这种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学训练的深度广度，所以非常珍贵。他显然很珍视它们，才会带到普大来。只是退休时他没再带走。这些差点被当作废纸处理掉。东亚系老师说他们收到时还有一大盒，都是别人送给杜公的抽印本，系里觉得这些没价值，就全部扔掉了。我听了哭笑不得，因为里面很可能有不是重要学者的签名本。可惜这次时间太紧，只能先择要拍照并把文档存好，等三月间再来仔细过一遍。不过这次阅读给我一种震撼，让我再次回到纯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