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苏联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宁在给尼古拉罗日科夫的信中称：“不应当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此后列宁强化了这一思想。
1920年，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
苏俄政府还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1920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
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获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苏俄政府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面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2.6万名暴动水兵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苏俄政府被迫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
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
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男人别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