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对宋元龙泉青瓷的认识，更是因为大量明代青瓷的出土，纠正了对明代龙泉窑青瓷的错误判断，大量以前被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产品现在可以更正为明代产品。
       明代早期的龙泉窑生产，与同时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器物种类、造型和装饰等方面，均相类同。胎釉基本与元代相同，青瓷胎体仍十分厚重，胎呈灰白或灰色，大部分器物只施一次釉，釉层较薄，少数厚釉者，釉色深、有玉质感，釉色多数呈青绿或豆青色，黄釉比较少见。器物多数有装饰，装饰手法主要是戳印和刻花、剔地刻花，另外雕塑、镂空等手法也经常使用。多数器物可见内底使用戳印印花装饰，印花题材有龙、凤、飞马过海纹、双鱼纹、“福”字鹿纹、灵芝纹，以及不同样式的金刚杵纹、牡丹纹、葵花纹、荷花纹等。刻划花装饰多用于壶、炉、盖罐和大型碗盘，多数盘的内壁刻饰有较细的菊瓣纹，外壁莲瓣纹多刻划于器下腹。剔地刻花装饰仅见于大型的盖罐和炉，题材主要为牡丹、菊花及缠枝花纹。贴花方式已基本不见。装烧方式呈多样化，一般碗、盘、洗等圈足器外底刮釉托烧，大型盖罐、壶、高足杯等仍是足端垫烧，炉、小碗等则使用外底垫饼托烧。圈足器外底刮釉一圈垫烧已成为主流，器物刮釉部分较宽，刮釉部位相对距足壁较远。较大的器物仍使用瓷质的钵状托具，但其钵口部位多数较尖，较小的器物使用粗瓷质的钵状托具，另外还使用辅助用的泥质垫饼和垫圈等。
       明代中期不仅规模比以前缩小，产品质量大不如前。所谓“化治以后，质粗色恶”。主要器形有碗、盘、钵、炉、盏、碟、盆、花尊、盖罐、执壶、梅瓶、玉壶春、福寿瓶、鱼耳瓶、方瓶、凤尾尊、爵杯、筒式炉、樽式炉、洗式炉、镂空器座、各种塑像等等，产品丰富。器物胎体厚重，釉层有厚薄，釉层厚者相对较精，釉层薄者居多，以青绿为主色调，釉质的玻璃感强，透明度高，完全失去了宋、元时期瓷釉的失透状、玉质感。碗盘等圈足器足端多斜削并裹釉，外底心或有点釉，或全刮釉，大型盘外底仍刮釉涩圈，圈足足径变小，有些器物整体模制。题材丰富多样，以缠枝莲纹为最多，以及植物花果纹样和吉祥语“清香美酒”、“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并且出现了如“顾氏”、“王氏”、“石林”等带有商标性质的文字。有的在碗的内壁印有诸如姜太公钓鱼、牛郎织女、孔子泣颜回、韩信武之才、赵真女、蔡伯楷等历史人物故事和“惜花春来早”、“爱月夜眠迟”之类的诗句。装烧用垫具除延用早期垫具外，碗盘等更多的使用一种带凹洞的泥质垫饼，这也是某些器物底心有点釉的成因所在。
除了生产日用陶瓷器外，在明代早期，龙泉窑仍然为宫廷烧制器物。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载，洪武二十六年，“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在枫洞岩窑址就出土了明代洪武和永乐两朝的官器。与民用器或外销瓷明显区别的是，龙泉窑官器刻划花花纹遍布器身，刻工深遽、精细，布局严谨、繁缛。明洪武官器有大型刻花大墩碗、菱口盘、折沿盘、五爪龙纹盘、高圈足碗和刻花执壶、梅瓶、玉壶春等，厚胎厚釉，胎质细腻，釉色以竹青为正色调，外底涩圈规整，刻花工整。花纹题材同类器基本一致，仅碗盘内底刻划题材略有不同。特别是大墩碗，其内外沿下刻划卷云纹带饰，内腹壁刻缠枝菊纹和莲纹，内底两道凹弦纹内刻牡丹纹，外壁中腹刻划荷叶莲花水草纹，下腹刻划变形莲瓣，莲瓣内刻划变形荷叶纹，圈足外壁刻划回纹，器型装饰完全一致，可见其纹样确为定制。

明永乐官器有墩碗、斗笠碗、洗、五爪龙纹盘、高足杯、卧足盅、梅瓶、玉壶春、执壶等，基本都有刻花装饰。相对于洪武官器器型偏小，但仍是厚胎，釉更厚，足端裹釉圆润，外底涩圈规整，制作工整精巧，刻划花精细。题材也多用写实的花果枝叶，出土最多的是刻划花碗，其花纹题材组合主要是口沿外壁刻划卷草纹带饰，口沿内壁或是卷草纹纹，或是波浪纹带饰；外中腹壁刻划缠枝花纹，下腹壁刻划莲瓣纹；内中腹壁或刻划分组的花纹，或刻划缠枝牡丹纹；内底心双圈内刻划石榴纹、枇杷纹或桃纹等。

据文献记载：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宪宗帝即位，下诏：“上即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业，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由此可见，明成化以前龙泉窑仍在烧造宫廷用瓷，这是文献最后一次所见龙泉窑为皇家烧造瓷器。http://t.cn/ESJYZ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