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1999年）赴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曾有以下一段文字哀及人文学术界之病象。

余尝思吾国之人文学术，以为颇有不同于社会科学之取向。然其中之幽渺，似不能以言语道之。昔陈寅恪论王国维之死，以为别有其形而上之隐衷而与民族、政治的原因无关。其说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此段文字（以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文字），暗示了学者之致力于人文学术，至少在隐秘的指向上，乃是为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而使吾人追求精神自由之意志得以发扬。----夫以王国维之学术造诣，尚不免有“思想而不自由”之感而不能不“憔悴忧伤，继之以死。”一般之人文学者，又何敢指望得心志之解放、真理之发扬于学术之钻研耶。盖自王国维以来，吾国人文学术之命运，诚可谓危矣，殆矣，岌岌乎悬于一线矣。就此而言，王国维之死，实在以一种象征，传达了时代的信息。而此时代之危机，虽以吾国为尤剧，却绝非吾国所独有。故无论东方西方，凡致力于经典之诠释、意义之理解者，实面临同样之命运。余尝谓今日之威胁，不来自外来之思想，而来自吾人趋崇实利、攘斥无用之痼疾。故学者之首务，不在明“夷夏”之辨，而在尊“无用”之学。盖今日之世界，乃一高度实利化、功用化、效率化之企业。吾辈置身其中，恰似齿轮螺钉，殊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言。即工作之暇，也不过求自然本能之发泄、心理压抑之缓解、物质虚荣之满足，更何敢奢望“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又今日之学术机构如大学，居然也援引政府之管理方式而制订层出不穷之规章制度，遂致学术官僚多如牛毛，真正之人文学者，竟沦落为在其手下谋饭之“打工仔”----苟不如意，则剥夺其研究经费，阻扼其交流途径，必欲其困死凡枥，永无自由呼吸之机会。故凡欲获教授、博导、跨世纪人才、有突出贡献专家之殊荣与实利者，多不能不牺牲其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而仰学术官僚之鼻息。即偶尔著书立说，也不过敷衍苟且、模拟抄袭，所谓学既无根柢，言亦不由衷是也。又往往以已经获得之权力，组织所谓“学术攻坚”，由一帮趋炎附势之辈分头涂鸦，汇集成毫无价值之大部头著作骗取政府之奖掖。（学界中尝讥之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凡斯种种，或为前此所固有，然以今世为尤烈。此吾何以以王国维之死为时代之象征故也。

然身处今日之境遇，学者当如何立身，始不致糟践学术，污辱斯文？则吾以为唯有以“乐而忘忧”之内倾取向，视学问为艺术，悠悠哉遨游乎其间，斯可望彰显人文精神之真谛，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致湮没于一时。故韩愈虽以儒学正统自居，却始终不忘以文章自娱，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写出《毛颖传》那样荒唐无稽的文章，而陈寅恪则置“古为今用”之史学原则于不顾，不惜以十年时间，去考证妓女柳如是之生平而出入于稗官野史、诗文佚事。盖自乾嘉以来，学者之释经释史释字，皆知以“崇实”为务而不知此“外倾”取向，一旦纳入“学以致用”之唯物论哲学，则不免臣服于世间之“有形”而沦为“俗谛之桎梏”。此学者之形而上追求，何以至今日丧失殆尽，而吾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不免俯首称臣于物质之“俗谛”故也。故吾以为今日之要务，不在明“夷夏”之辨，而在尊“无用”之学。苟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而使吾人得以呼吸自由之空气者，则不问中西古今，皆为我精神营养。此王国维何以有“学无中西”之说故也。其《〈国学丛刊〉序》称：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学问之事，本无中西。（《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案此“学无中西”之说，实开陈寅恪“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之先声，故陈氏论王国维之学术开拓，称其善“取外来之观念与（吾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且谓此举必能“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夫今世之治学既以世界为范围，则学者自不当囿于民族之偏见而视外来之学说为不足取，更何况今日之所谓中学西学，诚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难以断然剖分。西方思想家如叔本华（A.Schopenhauer）、荣格（C.G.Jung）、海德格尔（M.Heidegger），固多有东方之色彩；东方思想家如严复、胡适、冯友兰，也颇受西方之影响。故吾以为有形之世界有畛域可分，无形之精神无国界可隔。吾辈既致力于此“无用”之学，势不能不借中西之比较，于别异求同中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此正韩愈所谓“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而吾辈也自可以优游其中，得无穷之精神乐趣以聊解俗谛之桎梏也。

吾尝思吾国自王国维以来，以中西互证之方法诠释经典者多矣，然以视野之开阔、闻见之渊博、趣味之优游论，则似以钱钟书为最胜。钱氏之经典诠释，其大异于前人者曰何？曰不以出入古今疏通源流为己任，而以中西比较、视野融合为专务。盖中西文化虽曰殊途，其精神之旨趣实有同归，要在学者之慧眼善择焉。钱氏既具渊深之学识、开阔之视野，自能以经典中随手拈出之片言只语，以中西对勘之方法旁征博引互为诠释。故凡立一说，皆能启人眼障，而又不致以一己之穿凿缩减其丰富涵义。故吾以为钱氏之释文，颇似荣格（C.G.Jung）之释梦，盖二氏皆力主视野之开阔，而不惜以大量跨文化之材料，放大所释对象之内涵，使吾人能以现象学之专注，于相似性之比较中获得启发，而其间之幽隐，遂得以朗然于眉睫之前方寸之间也。

然尤可注意者，则钱氏之治学兴趣，不在明“夷夏”之辨，而在求中西之同。观钱氏于中西之互证，殊无所谓体用与主奴，更无意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树一森严之壁垒。此岂其于自我身分之认同，颇有所谓“空故纳万境”（苏东坡：《送参寥师》）之胸襟，而不欲自囿于狭隘民族主义之樊篱故耶？盖今日之人文学者，既身处中西文化冲撞融合转化创新之际，则其于一己之“身分”（identity），不但须从古今之一脉相承中获得定位，也须从中西之圆融无碍中获得确信，始可望心有所归志有所持。吾尝思学者之自我认同，实于其操守之坚持至为重要。而操守之分野，则取决于其所依恃者，是虚渺之思想资源，抑强固之物质权力。然后者虽曰强固，实不足以显发人文精神之真谛。故真正之人文学者，皆不能不坚守虚渺之思想而远离乎坚实之权势，此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何以皆明志乎“无用”之学，而卒能使人文精神之真谛得以显现故也。且今日之人文精神，既曰危矣，殆矣，岌岌乎悬于一线矣，吾人欲弘斯道，则不能不旁搜远绍、张皇幽渺，借中西之互释互证，明异代之殊途同归。故今日之致力于经典之诠释者，必旁通西学以自辟蹊径，始可望独出机杼以发明新义，此诠释学这一古老艺术何以能万古常青之故也。且西学之长，在其思路之清晰、条理之一贯，故每能以对问题的专注，一步步由近及远而始终保留其思想之辙印，而吾人则正可借此以揣摹吾国经典中语焉不详、有矣无矣之奥义，而为已有之诸说进一新解。----吾以为唯有借此不懈之诠释，吾人之所谓传统，斯可望保持生生不已之活力。此吾何以不计文字之笨拙、道理之幽渺，而勉力乎为此不休之聒噪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