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卫风·氓》，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众所周知。

诗的内容不再详述，大意即女主人公与恋人私定终身，开开心心地两人结婚。没想到，婚后她不仅要在贫穷的家中辛苦地操劳家务，还被老公家暴。

她被休回娘家之后，兄弟们不但不理解她的苦楚，还讥笑她。

总之一个字形容女主：惨！

于是，她发出那著名的感叹：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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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人读这首诗，多是同情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但古人可不一定同情。比如朱熹就把女主人公视为“淫妇”，不仅毫不同情，还加以批评。

等等，她又没给老公戴绿帽，怎么就成了淫妇？

因为朱熹觉得这个女人很狡猾，看上去就品行不端。

还记得吗，在诗歌的开头，男方假装抱着布匹来换丝，其实是来找女主人公商量婚事。但女主没有立刻答应，因为对方没有找媒人。在当时，没有媒人就订婚，是严重违礼的。

因此，女主的意思是，等男方找个好媒人，把婚事定在秋天。男方当时大概有点不爽，所以女主才安抚他，让他不要发怒。

她的这种行为，在朱熹看来就很狡猾，大概像是“欲擒故纵”、“提高身价”的把戏？

所以朱熹觉得，这个“淫妇”最后被男人抛弃，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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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女主的兄弟为何嘲笑她，也有现代人做出了合理化解释。

钱钟书在《管锥编》里指出了原因：她在婚前就和老公有了私情，两人算是私定终身，没有经过家人同意。家人大概对此本就很有意见，所以觉得女主是自作自受。

虽然后来也是明媒正娶，但这依然属于不合礼法。古代婚姻只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能自己私下里在婚前就偷偷恋爱并定下婚期呢？这就是“不自重”。

钱钟书把这位女主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焦仲卿之妻）进行对比，认为后者才是真的没有过错、值得同情：

“（《氓》的女主）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逢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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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盛赞《氓》的女主。比如鲍鹏山，他写道：

“在《诗经》中最完美的女性，我以为便是那位卫国的女子，《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一个臭男人（氓）的恋人、妻子和弃妇。是的，女性的美德与可爱，往往在与男性的恶德与可恨的对比中，才更为鲜明。”

“此诗中，该女子的社会角色有三次变化：恋人、妻子和弃妇。她在扮演每一角色时，都能恰如其分，而面对着每一社会角色变化，她又都能极其自然、自觉。我说她是完美的女人，即基于此——她是个浪漫、多情、温柔的恋人，是一个贤惠、勤劳、善良的妻子，是
个自尊、自爱、自强的弃妇。”

此外，文中还有许多具体分析，这里不摘出，总之给予了女主极高的评价。

鲍鹏山还把女主与《韩非子》中记载的另一名卫国女子进行了对比。

《韩非子》记载的故事中，那名卫国女子和丈夫一起向神灵祈祷。她说：“希望我能得到一百束布。”丈夫问：“才一百啊，你的心愿为什么这么少呢？”女子回答：“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要拿去买小妾了。”

鲍鹏山对于这位女子的评价是：“她不那么贤惠与无私，甚至有些自私，但她显然较为明智。”
“可惜《氓》之女主人公缺少这样的明智和自私，终究逃不过悲剧之命运！”

当然，鲍鹏山也严厉批评了朱熹的看法：
“我认为道学家的文学批评属于变态批评，可以单独给他们一个词，就叫‘变态文学批评’。即如这首诗，我不知道朱道学凭什么说这个女子是淫妇。”

这篇文章还引申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更敏感也更无奈的话题，这里就不论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