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四六》
所谓四六，即骈体文，宋人写四六为句的对偶之文，是普遍现象，是彼时的风气。编选这方面的佳作，以成文人士子习学的范文，就成为当时书贾射利的热点，所以南宋编选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此书是其中之一。除《四家四六》外，还有所谓《三家四六》、《五家四六》等流传。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宋刻《三家四六》，收赵汝谈《南塘先生四六》、王子俊《格斋先生三松集》、李刘《梅亭先生四六》，三本同装一函，亦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行款字数与此宋刻《四家四六》相同。台馆李志清《修订本馆善本书目解说•集部》论及《三家四六》“三轶版式、行格、字体、雕法，以及纸质、墨色皆同，当为同时刻印者。”“三帙当系南宋末期建安书坊（或私家）汇刻‘四六文’之范文集一。”《宋人总集叙录》则以为“此说甚当”。并谓“盖宋季刊有以‘四六’为名之丛编，共多少种已不可详，后人以其所得或四家、或三家原本，或抄出五家聚为一帙。初无定数也”。此推测有一定道理。盖彼时四六之文既已成风，书坊得风气之先，随选随刻，初无定数，但版式相同，以期最后成帙。后世散缀，谁得几家就题几家。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家四六》与台馆所藏《三家四六》。当属南宋后期闽建书坊所刊相同版本。
《四家四六》历来不署撰人真实姓名，惟以别号名书，这是后来误题作者姓名的根源。其中“臞轩”为宋王迈之号，“后村”为宋刘克庄之号，从无异议。但“壶山”和“巽斋”究属谁氏，则其说不一。《中国丛书综录》将《壶山先生四六》的作者著录成宋汪莘，《巽斋先生四六》的作者著录成宋欧阳守道。《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壶山先生四六》作者著录成汪莘有怀疑，又不知是谁，故缺而不著。而对《巽斋先生四六》作者则遵从《中国丛书综录》，也著录成欧阳守道。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关于壶山和巽斋这两部《四六》的作者，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及《宋人总集叙录》中均有较为详实的考证。
关于壶山，《四库全书总目•壶山四六》提要谓南宋文士号壶山者有四：一为宋自逊，一为徐师仁，一为黄士毅，一为方大琮。“四人之中，师仁事迹已无考；自逊为江湖游客，未尝仕宦；士毅则藉承师应，列名道学，亦非显官。惟大琮曾任闽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谢乔平章启》。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诛，当伏不可赦之罪’者，亦与大综疏论济王被斥事迹相符。似当为大琮所作”。《宋人别集叙录》卷二十六《壶山四六》又引今人杨世文专文。谓宋人所编《翰苑新书续集》中收有方大琮书启多篇，其作者或题“方壶山”，或署“铁庵”、“方铁庵”。故断言《壶山先生四六》乃方大琮撰，杨说可从。按方大琮，字德润，号壶山，莆田人。开禧元年（1025）进士第三，有《铁庵集》传世。与汪莘无涉。只是汪莘有《方壶存稿》，后人见“壶”指认，张冠李戴，不足为信。
至于《巽斋四六》的作者，《中国丛书综录》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著录为宋欧阳守道：《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提要则著录为危昭德。欧阳守道初名巽，故号巽斋，有《巽斋文集》传世，其中也有四六文数卷，但无一篇与《巽斋四六》相同者。《巽斋四六》文中所言多涉及官福建、浙江时书启，与欧阳守道无干，而与危积事迹却相合。危积年二十五擢第春官，欧阳守道登第时已三十有三，两者决非一人。至于危昭德，其人绝无“巽斋”之号，更不可能是《巽斋四六》的作者。考危稹，字逢吉，号巽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初名科。孝宗更其名曰“积”。调南康军教授。累官著作郎兼屯田郎官，出知潮州、漳州。著有《巽斋集》二十卷，久佚，今仅存《巽斋小集》一卷，收入《宋人小集》及《南宋群贤小集》。由此可证，《巽斋四六》的作者，既非欧阳守道，亦非危昭德，必是危稹无疑。
此《四家四六》四卷。其四家为：《壶山先生四六》一卷，宋方大琮撰；《臞轩先生四六》一卷，宋王迈撰；《后村先生四六》一卷，宋刘克庄撰；《巽斋先生四六》一卷，宋危稹撰。宋刻本。框高十九，四厘米，宽十三厘米。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此本钤有：汲古主人、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应陛审定宋本、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印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