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储备的医用物资都去了哪儿？

每日人物

2014年，曾有一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论文，分析了医药存储体系的利弊，称这个体系从战备时期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日渐僵化，看起来像一个“软骨病人”。

一位曾经在北京药监局工作过的人士表示，按照政府体系，如果出现应急响应，施工单位需要口罩，需要先找政府，政府应急办的工作人员找到卫健委，卫健委再传达给负责医疗器械的科室，负责医疗器械的科室再发文给采购供应商，采购供应商再去找代理商，代理商再找工厂。工厂生产完了科室开车去拖，再一级级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这个系统不仅仅在同级政府间运行，也在各级政府间运行。

过去，这个体系可以流畅运转，特别是在信息不通畅的年代，但武汉疫情的特殊之处在于，疫情速度太快，爆发强度太大，考验了行政速度。

而互联网信息交换速度之快、调用资源能力之强，叠加公民的参与热情及行动力，也许会比行政速度跑得更快。

国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物资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说真话。

“没有在1月10号之前把疫情告诉大家，这显然是对有效控制疫情不利的。”

“SARS期间我们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要让疫情透明，要让大家知道。说真话，是应对这种大型公共卫生事件里非常关键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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