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代之所以人物辈出、文明昌盛，有一代士大夫试图恢复“贵族精神”的努力在起作用。唐代是贵族政治的夕阳余晖，历经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与贵族衰弱过程相对应的，是科举制的发展。科举制创立于隋，壮大于唐，但直到宋代才成为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原因就是科举进士在替补贵族世家留下的权力空间。
其实科举是一项有利于君主集权的制度，尤其在北宋前期，的确有很多孤苦贫寒的学子可以通过这条途径出人头地，所谓朝为田舍汉，暮登天子堂。这些人的荣华富贵来自于君主，只能依靠君主，君主有足够的手段操纵控制他们。这在理论上导致一个问题，君主的权力可能会大到失控。
而在前现代社会中，贵族政治恰恰是制衡君权的一张牌，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人口，有自己的家族利益，有实力跟君主谈判、博弈。所以，贵族强大的时候，非常有底气说“从道不从君”这句话，如果君主的行为违背道义，那我应该坚守道义，而不是盲目追随君主。春秋时代就是一个典型。
但到宋代，贵族已经不存在了，有见识的士大夫意识到，道义还是要有人担当的。于是有了先忧后乐，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宰相，谁道义上站不住就反对谁的范仲淹；有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调的张载。问题是，后贵族时代，这么想的士大夫有不少，但只有宋仁宗时代才会一茬一茬地涌现出来，应该就是只会做官家、对集权兴趣不是特别大的仁宗皇帝给了他们空间。如果范仲淹、张载碰到雄才大略的君主，那大概率要么被嘲笑为痴愚，要么只能悲壮而孤独了。所以，这批人可以说虽然不是身份性的贵族，却是在努力恢复贵族精神。
但精神毕竟不能当饭吃，一旦出现试图集权的君主，这种没有实力支撑的士大夫气节很容易被打垮。想大有作为的神宗上台，一收权，这样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辅佐神宗的王安石自身是仁宗时代那种士人贵族精神的受益者，所以他也很自重，要求坐着给皇帝讲课。但他设计的政策恰恰又是对培育那种精神的时代环境釜底抽薪的，无论皇帝还是宰相，权力意志都越来越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从仁宗时代走过来的其他优秀士大夫，普遍讨厌王安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