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时代还没有“犬儒主义”这个概念，但是伯里克利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雅典人跟异邦人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从来不把“与公众保持距离”当成是“品行高洁”的表现。道理很简单：觉得不满，就去改变呗，可以拍案而起可以奔走呼号，就是不可以隔得远远的冷嘲热讽。不过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再说这话就没什么底气了。“嘲讽”（犬儒主义）也就相应的成为“愤怒”（社会参与）之外的一个合理选项。当然，这只是一个选项而已，因为犬儒主义并不都是真诚的，而且也并不是真诚的唯一选项。然而犬儒式的真诚，也有自己内在的优点：实在是觉得有些事情太好笑了，所以真的没法参与，这比“对此感到愤怒”，更能让人对某些烂事保持距离。就好比同样是拒绝人，翻白眼，比“你好讨厌”效果更好。

另外，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本来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且自诩比柏拉图更能继承老师的精神。我强烈怀疑这是真的，因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继承，有点像荀子对儒家的改造——世界配不上我的老师，所以要实现老师的理想，就要狠狠地修理这个世界。所以《理想国》里隐隐有韩非子的味道。可是苏格拉底不会喜欢这样的，他就算再死一千次，也不会允许柏拉图把这个处死自己的城邦，变成一个像蜂巢一样的社会（说真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所构建的社会里会死得更惨）。孔子也是一样，他再怎么哀叹礼崩乐坏，也不可能允许用法家那套恢复秩序。最强的两个证据，是“吾从点”和“必也狂狷乎”。他最喜欢的人生态度，是曾点式的带着某种疏离的洒脱（考虑到《侍坐》篇的主题是“志向”，以及前面几个人的发言，曾点的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犬儒了，只不过还停留在微笑，而没有翻白眼），实在不行的话，还不如结交（像安提斯泰尼这样的）狂狷之士——一个喜欢对世界翻白眼的人，应该也会喜欢对自己翻白眼，而只要喜欢对自己翻白眼，有些事情，就是做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