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传到中国，同样伴随着人种改良的思想。早在清末，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都对此影响深远。《天演论》中有“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去不材而育其材”的句子，不过赫胥黎并不支持人为的优生，认为人的优劣很难简单判断，且这种淘汰太过残酷。1920年，新马尔萨斯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在知识界引发过多次就生育限制、优生学问题展开的论战。事实上，优生学进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语境，即中国近代以来的战败与衰落，引发了对中国人种的思考。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输给西方是人种优于对方还是弱于对方？不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在讨论生育限制的话题时，都会论及种族优劣。在中国“优生”更多是为了“强种”或“善种”，优生学因而也被译作“善种学”。从“强种”到“优生”，继而兴办女学，限制生育，最终获得中国的强大，这是一整套完整的逻辑。而这些与优生学在欧洲国家的出发点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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