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自己二十年来肩负着为四万万中国同胞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药方的使命，因此他到欧洲十一国的游历是为了像“耐苦不死之神农”一样，“遍尝百草”。钟叔河同样指出：“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很少在纯粹学理上花费时间和笔墨，而总是和中国实际政治改革的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康有为一直是以一种病灶心理对待西方学术，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后来在《共和平议》（1917）中曾明确指出：“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因此，对康有为来说，他游历之目的既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之间，亦不在西方的学说本身，而在于如何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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