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克纳委员会时代与当代种种现实状况之间的连续性似乎比差异性要显著许多。在政治领域，尼克松1968年大选的成功与2016年大选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尼克松认为克纳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对骚乱者的姑息和纵容，继而大肆鼓吹要恢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 “本候选人重视法律与秩序”，2016年7月特朗普对着弗吉尼亚海滩的人群这样承诺道。自上任以来，特朗普的施政思路极易在民众中间制造不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将“他们”与“我们”对立起来的机会。此外，尽管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在过去五十年中有了很大提升，但城市里仍然存在以少数族裔为主要人口的贫民窟，如同60年代后期那样，这些地方令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绝望，往往陷入孤立。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是唯一一个在克纳报告影响下通过的重大法案，但是它也没有解决这些生活条件恶劣、虽在城市中但与城市隔绝的人们的困境。

在克纳委员会运作之初，林登·约翰逊对委员会成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责成委员会成员回答关于骚乱的三个基本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克纳报告已经问世50年，可是这些以少数族裔为主要人口的贫民窟却一直存在着，人们不禁会问另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为什么骚乱没有更频繁地发生？ http://t.cn/R3br2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