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闲读《资治通鉴》，偶见英国公李勣的一段自我评价，“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之救人死。”他自谓归唐后成正义之师，杀人是为救民。

李勣曾一度为大唐扫灭群雄，安肃边境，确有大功。如与李靖联手，肃清突厥威胁；与薛万彻等一道，率唐军及铁勒诸部，击破薛延陀，兵锋直抵大漠深处，将唐帝国疆域扩至漠北。贞观年间任并州都督，守边十六年，唐太宗也赞，“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可胜隋炀数千里长城。乾封年间，又受命于高宗皇帝，与其他将领，费时一年，平灭辽东。

隋末唐初，将星熠熠，李勣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然转头再看那自述，再想那杀声震天的古战场，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记不清在哪里见过一则特殊时期的复仇宣言《男儿行》，“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屠得九百万，即为雄中雄。”

女儿家不懂雄中之雄，也不反对遭遇侵略时需奋起反抗。却更知，每位兵士都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沙场白骨，都是春闺梦里人。再勉强的和平，也好过争伐。真正的安宁，应该来自内局稳定，经济昌隆。屠戮的伤痕，几个世纪也难平复，为何不能对欲望加一点控制，对同类多几分悲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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