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7岁的曾志在井冈山管理红军总医院。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问她：“你当时是党总支书记，你是怎么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的？” 曾志只回答一句话：“我们的战士觉悟高，不需要我特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第74页）在曾志看来，“思想工作”的必要性和人的“觉悟”高低存在相关性。但是，谁能自以为“觉悟”天然比别人高，而有资格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呢？这也许是曾志九死一生之后思考的问题，尽管她举重落轻一笔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