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前校长福斯特教授（Prof Drew Gilpin Faust）的一句话：“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是哈佛校长。”（I'm not the women president of Harvard. I'm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同样地，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女科学家”、“女学者”、“女政治家”——我们只有“科学家”、“学者”、“政治家”。当我们在一个头衔前面挂上性别时，这就已经暗示了一种“性别差异化” ——虽然我不将之一概称之为“性别歧视”。

我认为这种职业上的“性别差异化”的存在部分时候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实现职业性别平等，因此我们有必要给予“女科学家”、“女学者”、“女政治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此刻头衔前的性别定语是在强调女性也能够在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行业里展露光彩。当然，这种性别定语的使用，应该建立在对方接受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给女性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教育和择业机会上，让女性有机会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有些头衔前面的性别定语，只是带有讽刺性的性别歧视的。比如我曾看见新闻说“女司机过度信任导航，把车开下楼梯”。这里面“女司机”三个字总是带有一些歧视讽刺意味；过度信任导航的男司机也有很多，出交通事故的男司机比比皆是，但是如果一个男性司机出了什么失误，想必新闻绝对不会说“男司机过度信任导航，把车开下楼梯”。

这就回到了“性别平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我们要的是理论上的平等，还是事实上的平等？今天有很多人说女权运动，或者各种权利运动，是“矫枉过正”，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我们在思维上，仍然有很多“性别歧视”的预设，认为“女司机”等于“蠢司机”，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同样地，有太多打着“性别平等”的幌子对于女权运动进行的打压。各种平权运动，最困难的并不是打破一些有形的歧视——比如女性的驾驶权、教育权、选举权——而是打破我们内心深处在千百年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关于“性别”的“思维定式”——比如女性方向感不会不能当一个好司机，女性不需要太受教育以后嫁个好人相夫教子就行了，女性太过感性不够理性不能当一个好的科学家或政治家。而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社会结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过去千百年来与之配套的价值评判体系、道德伦理体系等，也因社会结构的剧变需要调整。我们需要逐步地探索延伸出适合今天人的性别体系，从而促进平权的实现。

性别平等，或者各种“平权、平等事业”，都是复杂的，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工作。例如有人问我，同性恋平权事业本身很讽刺，因为大部分同性恋关系都很混乱，不道德。我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是事实，但同性恋关系不稳定的一大原因是，我们的世界在过去几千年里都没有认真对待过“同性恋”问题，同性恋并没有一套类似于异性恋的道德准则、伦理准则；直接把异性恋的道德伦理准则搬过来给同性恋用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同性恋配套的道德伦理准则才行。女权运动也是如此，我们过去的很多思维方式和评判体系，都是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被制定的，这里面很多的参考项都只涉及男性而非女性。我们需要真正地接受男性和女性都是平等的社会成员时，才能发展出一套适用于“性别平等”的评判体系。对于很多平权运动来说，应该都是如此。

简而言之，当我们还在习惯于使用“女校长”、“女司机”这种称呼，并接受这种称呼背后的“性别差异化评判”时，平权运动就没有到达“矫枉过正”的阶段。 http://t.cn/R2Wxs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