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也曾丧失过信心。1942年10月14日德军发起大规模攻击企图一举夺取这座城市。当时崔可夫刚刚把指挥部从储油罐附近往北转移到了街垒工厂的后面。面对敌人的猛攻崔可夫肩负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他努力想与各下属部队保持沟通，协调防御。崔可夫向瓦西里 格罗斯曼（记者，《生活与命运》的作者）吐露了当时他作为指挥官的无力感，那时电话线已经被炮火破坏，派出去联系部队的联络官也阵亡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和恐惧，对此他说到:

这是一种最压抑的感觉。到处是炮击和爆炸声。你派一个联络官去前线想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却牺牲了。那时你会因不安所带来的紧张而浑身发抖……最糟糕的就是你像个白痴一样坐在那里，战斗在你周围激烈进行，但你却什么都做不了。

之前的指挥部曾因为附近的储油罐爆炸而在火海中煎熬了5天5夜，但那时崔可夫却没有将指挥部转移到伏尔加河东岸的念头，因为他不想由于这个举动造成军心不稳。

但在10月14日上午9点40分他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发出请示，说目前62集团军司令部与下属部队的电话联系已经完全被切断，他希望能将指挥部转移到东岸，在那里同过无线电与部队重新建立联系。
叶寥缅科和赫鲁晓夫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

10月15日一早德军再次发起攻势，崔可夫第二次请求把指挥部转移到伏尔加河东岸。崔可夫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不过书中没有写出他真实的内心感受。因为他不能告诉苏联大众当时他已经丧失了信心。不过私下里他还是把当时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家人和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友们。“我们全都在等死，”时任是第62集团军的参谋Anatoly Mereshko说。
集团军司令部现在与各部队失去了联系。“再也无法组织起任何系统性的防御了”，Mereshko继续说。第62军的战斗日志凄惨地写道:“敌人正在对指挥所直接实施炮击和轰炸
。许多人死亡和受伤。我们的部队损失惨重，不可胜数。”10月15日下午晚些时候，崔可夫打电话把同在集团军司令部工作的弟弟费奥多尔叫了过来。崔可夫下定决心，誓死保卫这座城市:

“接下来的24小时至关重要，”崔可夫用半官方的口吻对弟弟说道。然后他停了下来，两个人彼此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他的音调变了，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像哥哥对弟弟那样。“费奥多尔，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里。当德国人打到这里时，我将带着我的冲锋枪在伏尔加河边做最后的抵抗。我不会向他们投降——我会战死沙场。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座城市。

接着是一阵沉默。崔可夫开始寻找找东西，然后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你能把这个给Valentina吗?”他说(崔可夫的妻子Valentina那时住在Kuibyshev)。“这是一封信我给她的告别信。”接着又是一阵沉默。“费奥多尔”,他补充道。“当你过河之后，先等一下。我们的增援部队到达前，德国人必然会发起猛攻。你等到明天早上，看看我们的指挥部还在不在这里。如果在，那你就回来，把这封信毁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时刻。但是崔可夫突然微笑起来，望着费奥多尔激动地说:“如果我们明天早上还在这里，那就可以认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了。”

残存的指挥部人员挖了一些地堡和战壕，作为最后的防线拖延德国人的推进速度。推进至此的第24装甲师的情报官报告说驻扎在这个阵地大部分苏军由后方人员组成，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炮兵观察员Mikhail Rabinovich被传唤到崔可夫的指挥部。他的炮兵阵地位于Zaitsevski岛上，以射击精准著称——在战役之初曾成功摧毁了马马耶夫岗上的一处德国迫击炮阵地。在门口迎接他的崔可夫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认为在德国步兵将渗透到这里，占领我们的指挥部。” Rabinovich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崔可夫把他带进了指挥部，“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处地方。配给你一个无线电台。联系你的炮兵阵地，把我们的坐标给他们，让他们保持警惕。当德国人到达我们这里时，呼叫炮兵向指挥部开火。你要修正炮击，确保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

Rabinovich被崔可夫出奇的冷静所震惊。那天晚上,集团军总部与各部队通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来自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师和团的消息开始发送进来。“就好像他们要通过这些信息来查明第62集团军的司令部是不是还健在一样,”崔可夫说。“我们发出了一个简短而明确的回答:‘尽你所能进行战斗，但要坚守阵地!’”

德国人没有突破守卫集团军司令部的防线。10月16日上午，Mikhail Rabinovich回到了他在红十月工厂的炮兵观察哨。费奥多尔·崔可夫回到了集团军司令部，他哥哥给妻子的诀别信也被毁了。前来增援的Lyudnikov的138师的第一个团开始占据街垒工厂北边的防线。
Stalingrad-How the Red Army Triump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