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孙贯文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三晋出版社赵亮亮先生所赠，赵兄在来信中说，本书是原晋老师嘱其转寄者。三晋出版社原为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系列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原晋先生原任太原古籍书店经理，同时也在三晋出版社任职，为此策划了一系列重头学术著作。

由《出版说明》得知，2016年，孙贯文先生的高足古代石刻研究专家赵超先生将该书稿交付三晋出版社出版，故本书前有赵超所撰《孙贯文先生的金石研究》一文，从该文了解到，孙贯文先生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孙丹林，他自幼受传统国学熏陶，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后在该校任教，抗战时期孙贯文流亡西南，先后任教于成都金华大学和华西大学。抗战胜利后，孙先生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在北大讲授古代石刻与古文字课程，同时整理石刻拓片，后来“孙先生长期钻研金石版本、古代铭刻等学术，对古代石刻尤为精通，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专家。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疾，被迫提前退休。”

对于北大所藏金石拓片的数量以及主要来源，赵超先生于文中介绍道：“尤其是所藏金石拓本，数量巨大，在国内位居前茅，可与国家图书馆相媲美。这些收藏除北京大学历年购置者外，还包含了著名金石收藏家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张钫千唐志斋及北京庙宇石刻等多处专藏，叫数量达两万多种。”而后，赵超谈到了孙贯文先生撰写的该草目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他认为该草目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品：

近几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在持续进行着有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就其编辑体例与内容来说，却都不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这部诞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未刊著作相比。现有的图书馆藏石目录都是就藏品所作的登记目录，很少涉及拓本内容与历代著录研究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则不仅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石刻目录，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该《草目》限于当时条件只刊印了油印本，并且刊印工作没有最终完成，故刊印部分只是汉代到唐代，唐代末期与宋元部分尚未完成付印。即使如此，该油印本仍然大受使用者欢迎，当年徐苹芳先生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时，曾想将该油印本作为考古学专刊单独出版，并命孙贯文先生的学生赵超整理成定稿，但由于当时出版困难，该出版计划未能如愿，后来只是将《草目》在《考古学集刊》上陆续刊出。本次三晋出版社所出此书，则是《草目》第一次结集出版，同时赵超将孙贯文先生的另外五篇论文附在了此书之后。

对于孙先生编纂此书所下的工夫，赵超于文中说：“论据充足是研究立论的根本，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艰苦繁琐的资料研究工作，在没有电脑技术，全凭个人阅读与记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这种考证功底表现出孙先生超人的记忆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同时，赵超先生认为本书代表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随着新技术时代的来临，这种严谨深入、巨细无遗的考证方法在如今学界已经十分罕见。代之兴起的是夸夸其谈、随意解释资料，杜撰一些所谓理论，追逐大而空的无用课题的风气。实际上这是只图便利、不求其解、哗众取宠的学风甚嚣尘上的结果。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学术的堕落。”

翻阅厚厚的两册大书，仅其标注的引用书名简称就达22页之多，孙先生所下工夫之深，确实令人叹服。本书正文的第一页是从汉代标起，但不知什么原因，本书前所附第一张拓片却是明拓本的《泰山刻石》，既然本书没有著录汉代以前的刻石，不知为什么要出此图，且本书前的附图除了孙贯文先生的几张照片外，仅附有四张拓片。

其实流传后世的汉以前刻石仅几种而已，一并编入本目想来更省事。如果将汉以前的刻石单独出一目录，显然没有几页。

孙贯文先生在著录馆藏拓片时，还会谈到原石的一些掌故。比如《裴岑立海祠刻石》，孙先生先注明该碑又名“裴岑纪功碑”，同时注出刻石的字体为隶书，而后注明刻石时间为永和二年八月，接着写道此刻石所藏之地：“新疆镇西城北二百余步关帝庙内。磨班超纪功碑刻文其上。王国维考为裴遵。”接下来又引用了多人对于该碑的著录，比如钱载说：“雍正七年岳钟琪获于石人子，庋之幕府，十三年撤师，移置关帝庙西阶下。”《啸亭杂录》卷十称：“乾隆中，大臣收复西藏、乌鲁木齐。筑城郭时掘得汉裴岑破呼延碑。” 祁韵士在《西域释地》中则称：“碑立于巴里坤东一百五十里之松树塘岭。”

一块刻石竟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孙先生又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摹刻本，乾隆庚寅新疆游击刘存本在济西，长洲顾文铁本在济宁，乾隆五十一年申兆定本在西安碑林。孔未明摹刻本有1923年艺苑真赏社影印本。同治十二年攀古楼汉石纪存双钩本。”

读到这段话即可了解到，原来该刻石有多个翻刻本。近三十年来，我在市场上看到过近十张整拓本，但几乎没有看到过同样的两张，这些说明该碑翻刻本之多。孙先生在著录之后，又一一标明有哪些古籍文献著录了裴岑纪功碑，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乃是一部查阅古代刻石的极为实用的工具书，难怪前人对此目的油印本如此之重视。而今三晋出版社能将该书出版，这将给研究者提供许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