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Vol.49《苦恼的叙述者》（赵毅衡著）
叙述者这一人物的“性格”常常非作者能控制。他有时苦恼，有时并不苦恼。
在很多情况下叙述者志得意满。他是叙述世界的主人——是相对稳定的文化构造派遣到虚构叙述世界这块幻想飞地的全权总督。此时，作者人格可能因各异的个人经历而异，写作时，承受种种酸甜苦辣各个不同；小说中的人物由着故事情节作弄，或堕入可笑，或升华为悲壮，叙述者却往往以不变应万变，稳稳当当地把小说世界的纷纭万象归入到叙述方式的整饬秩序中去。
在很多其他情况下，叙述者信心十足，他是在叙述世界组织反叛的领袖，对主流文化体系进行挑战。他成功地颠覆旧有叙述秩序，用新价值占领叙述世界。这种价值虽不被主流文化承认，却可使叙述世界成为独立王国。此时，作者可能因履险涉危而胆战心惊，小说中的人物可能在新旧冲突中备受折磨，叙述者却以新的叙述秩序支持新的价值，以他的信心稳定反叛队伍的军心，成为旧有文化体系顽强的挑战者。
“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值得讨论：一个日益衰落的文化、一个努力求新的文学，两者的关系日益紧张。”
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向五四时期小说叙述的转向。在晚清至五四的小说叙述文本中，叙述者却只能勉强用旧的叙述秩序维持叙述世界的稳定……叙述者此时就会苦恼。“苦恼的叙述者。他是虚构的，他又是实在的——就文化内涵而言，他比作者的自身存在更为切实。”也正是如此，作者及读者得以从叙述者的无奈中，窥见中国传统至近代小说叙事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叙述者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叙述的每个言语行为中，叙述者与人物都在争夺主体性，即意图语境的控制权。而中国小说的发展，就是一个意义控制离心化的过程，叙述者主体性不断降低。
五四小说中，叙述者不再试图拥有控制全叙述的权力，自然而然人物而非叙述者的角度成为一种“不需要做辩解的叙述方式”。绝对的叙述者角度配以变动的人物经验的叙述形式得以改变，叙述者开始“全隐身”、“参与式叙述”，叙述控制全面解体，文本释义走向开放。
叙述者的苦恼与文化背景带来的小说文化范型的转变有关，这一时期的小说文本，由传统的“史论范型”、“说教范型”向“自由表现型”转变。小说自古以来作为亚文化而存在，底层地位的文本被剥夺了意义权力，使得其很容易以模仿上层文本为范式，史论、说教得以控制底层的小说叙述文本。而五四小说表现了明确的反文化特征，自我经验成为注意的中心，传统的文类价值结构体系在这一时期被瓦解，“个性”通过离心的方式颠覆了文类等级。
五四小说在这个绵延无尽的历史上劈出一个断裂，40年代后，“大众文学”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叙述形式的复苏，“喜闻乐见”要求的正是叙述者控制下的“全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