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当年关于“碧山计划”的论战，周韵对欧宁的讨伐其实建立在，她确凿的相信精英与大众是可以全然平等的，她不容许一丝俯视的出现。想到在屏南时候，目睹了白天姐作为新村民的身份与老村民的尖锐矛盾，经济随着艺术乡建在上升，而钱没有进到村民的口袋里，矛盾就生发了。想到学姐说，他们和方老师下乡的时候，很多村民会认为他们的穿着是时髦的并模仿他们的行为，你无法控制一次田野完全不改变乡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隔也不是说从意识形态上就可以避免的。想到马林作为一个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文化精英主义，在田野工作数十年的学者，在日记里不可遏制地写到：原住民是这样愚蠢，完全不能理解我。我悲观的认为俯视是不可避免的，乡村计划的计划者，入驻乡村也许也是入主乡村。或者他们其实从来都是都市的遣兵，永恒处于权力的上位。人类学最初就是上位者的俯视，是从丈量原始人的身体开始的，无论怎样克服都无法除净这种根基。而田野书写也一样，文化的转译过程就存在处于权力关系和语境不同的误读。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民族志在进化论、传播论过后到格尔茨以前曾经一度陷入罗列细节而不敢加以分析的局面——出于对研究者自身权力的醒悟和畏惧。迫使格尔茨呼吁，人类学家要以深描的方式阐释文化的意义。不知道怎样消除这种悲观，拥有格尔茨一般阐释的自信或者拥有周韵一样的确凿，我感到二者都无法达到。感到景观化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成为第一性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区被商业区取代是不可避免的。看到李牧在仇庄的实践我感到一些光，看到广州社会参与式的艺术实践我感到一些光，在自己想要开始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感到一些光，但他们似乎都会很短暂易逝。仿佛能够看见背后是什么在尝试吞噬他们，仿佛感到自己可以选择成为吞噬者还是被吞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