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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以“周秦之变”作为背景性的母题，分解为两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其一，西汉王朝的建国洪业是否如“通说”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响？其二，刘邦集团的现实组成，是否存在一个“封爵—回报”互为表里的军功集团？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过往熟悉的认识框架中，刘邦家族虽为魏国移民，却生长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认同上偏向楚国，先投景驹、后属项梁、再归楚怀王，在制度安排上，则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团是以楚地的地缘纽带构成，再向外分层吸纳列国的游士新血液。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浸淫下的魏人家族，仍旧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生活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父母、兄弟、堂兄弟的内容寥寥无几。

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不过是他百二十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汉瓦》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切面，讨论人事、变化的成分远远多于对制度的探究，作者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的探讨也远未完结，自汉武帝至王莽之间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王朝的制度变迁，则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