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群（3⃣️）

而五乡镇宝幢横省史氏墓葬群牌楼在1999年7月发现。该牌楼为二柱一间一楼歇山顶结构，面阔3米，用透雕法雕琢牌楼檐顶下的檐板和额坊间的花板，既减轻了重量，提高了透风性，也使牌楼更加剔透、华丽，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石牌楼。阑额上刻有“七朱八白”纹样，是显著的宋代特征。这是史浩的叔父史师禾墓前的石牌坊，斗拱补间铺作、柱头铺作等技法，可以印证宋代古籍《营造法式》里的内容。庙沟后石牌坊，其做法与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做法如出一辙。东吴南村世忠寺山的史弥坚墓道，系皇帝钦赐，旧有两道巍峨壮观的牌坊（乡民称火烧牌楼、乌龟牌楼），且安装大门，有庞大的龟趺座，这些构建无不传递出葬者的身份和墓道的规格。

以上这些凝结审美情趣、体现宋韵丰姿的牌坊，对社会学、文化学、美学、景观学的研究带来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艺术是时代风俗的折射，优秀的雕刻作品能给人以真实的生命感。

东钱湖墓道石刻，以线条的粗细深浅来辅助造型，表现文字、花开、图案等，独具功力。作者处理石材轮廓、块面关系的变化，巧妙而纯熟地运用流畅的弧线和挺劲的直线，曲直相辅，刚柔相济，表现人物与动物的体质与充沛的活力。如文臣的衣褶、武将的彩缕，肌肉暴凸的石虎，斑纹分布合理，线条自然优美，且雌雄有别，展示了猫科动物的习性。石羊两角弯曲的弧度及下巴松弛的胡须，看起来非常柔软顺滑。

当时的工匠们采用准确利落的刀法和潇洒的线条来传达轻柔飞动，比如对石马鞍部的装饰吉祥纹样的细致勾勒，足见功力深厚。表现肌肤筋骨、衣服褶襞的转折纹路都较深，锋芒显著，颇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感，一派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

雕刻材料方面，工匠们将巨大的本地产梅园石等石材，先在采石场上取料，按照作品的规格丈量石方，再用娴熟的技法和粗犷的刀法，大胆取舍，勾勒出人物、动物的体型比例、各种动态。然后把石料装运到墓地附近的石作场，以刀代笔，以石作纸，步步深入。

在下水一个山岙口，发现了一大批梅园石碎片，那里离湖不远，可能是石工们雕刻墓道石刻的遗址。可以想象，石工们按部就班，从上而下、从头到脚、从正面到背面，一步步凿刻、细化。动物的四肢、马缰、笏板采用透雕法，整体釆用圆雕。如石马膘肥体壮，富有速度感与力度感。而浮雕和线刻，侧重于人物和动物的五官表情。头戴五梁冠的文相面部平和，其佩饰、冠饰用浅浮雕；武将的战袍、战冠、披膊、护肩、护腕、束腰、甲胄、宝剑、战靴等用高浮雕；而眉毛、胡须、护心镜等用线刻；古代宽大厚重的丝织衣服，犹如绘画中的“铁线描”和“折芦描”，起伏转折，具有疏密聚散、洒脱流畅的韵律美。石雕历经800多年，遭到诸多损坏，形虽残而神不废，令后世观赏者、临摹者赞叹不绝。

追溯石刻作者，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靖康之难”后，北方士族南迁，这些外来人口带来先进的文化和学术素养，其中有一批重量级的能工巧匠，给明州这块富庶的土地提供了极其精湛的手工技术，尤其是祖传绝技、独门绝艺。

根据杨古城、林浩等考证，日本东大寺保存的一对石狮子，与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展出的两只石狮子相比，刻凿躯体、四肢、狮座的技艺一脉相承。专家认为，东钱湖墓道石刻的早期作者应是明州鄞县东乡横泾陈氏陈和卿、明州东钱湖伊氏石作创始人伊行末的前辈。中期的作者是人生阅历丰富、艺术修养高深的陈和卿、伊行末。而晚期则是陈和卿、伊行末传承人的作品。这些名不留青史的手艺人，将艺术与生活完美结合，原创能力可见一斑。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鄞州区在原地保护的基础上，把零星的容易损坏散失的石雕适当集中，在上水村的下庄凤山史渐墓周围，建立了“南宋石刻公园”，展示这批文化瑰宝的艺术魅力。对原地保护的墓道石刻也进一步落实保护措施，近年来，又在各个墓道立起了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绿野岙村文化礼堂收藏了史诏墓出土的徐氏夫人墓志铭和一把宋代石椅。下水有关人士在长乐里山延伸段出资建立传承史氏风范的蒙学馆。[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遇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