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界奇人张大昌先生（中）

1987年，张大昌先生年逾花甲，麦收之季突发胃穿孔，急作胃切除术。时众师兄轮替服侍榻下，病愈后于南镇村休养，求诊者仍络驿不绝，诊余或读医书，或撰医文，或与众师兄欢聚论医，或讲佛学于居士，或与来客高谈阔论，或与儿女子孙共享天伦，生活虽较平淡，却不乏清雅，自有闲云逸鹤之比。90年代初，不慎摔伤，致右骰骨颈骨折，继之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等接踵而来，终因长期卧床，肺部感染，于1995年农历10月7日上午10时37分，卒于南镇村，享年69岁。葬于邵梁庄村西祖茔。安葬途中所经村庄，乡亲群集共祭再之又再，老幼悲凄之情溢于声容，至今忆起，犹历历在目。

张大昌先生聪慧颖悟，勤奋好学，治学谨严，多才多艺。在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超人的造诣，堪称旷世奇才。然而终身淡泊名利，随遇而安，践行“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信条，实是难能可贵。其人身材中等，体形敦厚，面色紫赯，方口虎目，鼻若悬胆，眉须皆白，发如银丝，神情炯炯，俨如商山一皓，所具美德，与世间某些不学无术，争名夺势，敛财唯是之徒，判若天渊。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才高俗人讥，行僻世人嗤，庸俗者或对其间有微词，亦人之常情而在所难免。以德为鉴，自然是非分明，无须绕舌絮语以辨说。

医哲思想

张大昌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少年时得哲学大家尚渭南先生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又得一代名僧释正果开示，奠定了研究哲学的良好基础。其家传医学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恰为被当代古典文化大师南怀瑾先生誉为梁代道家“卓荦代表”、“诚千古高人”的陶弘景，其书中哲学底蕴之深厚，也激起了大昌先生追求医哲思想的兴趣。随着对该书研究的日渐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哲思想。其“理事体用为万法宗”和“彼此时势观”对其医药学术的研究和发挥，具有指导性作用，也是他的医术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现笔者谨依个人浮浅陋见，简述如下：

张大昌先生所撰《医哲心法·自序》云：“理事体用为万法宗”，高度概括了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范畴划分，和性质认识的思维方法，这是他吸取释、道、儒各家思想精华所形成的观点。
理事和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对用语。理、事并列组合，始于唐代僧人智俨，体、用并列组合，始于汉末王弼、钟会。“理”是规律、理论之意；“事”是现象、活动状态之意；“体”有本体、质体之义；“用”有功用、作用之义。理事和体用之上源可溯及《老子》，“理”即《老子》中的“道”；“体”如《老子》中之“物”；而事和用，原本是《老子》中之常用词语。后世之释、道、儒思想家，对理事和体用之说，各有发挥和利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思想内容。

张大昌先生，将此两对古代哲学词语集合为一，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其科学内涵，运用到医药学术之中，对理解学术文献，人体之生理、病理、诊断、处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性意义，尤其是《辅行诀》以体用学说为其理论核心，欲光大之而不明体用，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哲学的指导，医学就不能提高和进步，但是医学属自然科学，哲学亦不能代替属科学范畴的医学。张大昌先生深知这种关系，其《医哲心法》云：“哲学、理也，譬如说食，科学，事也，为汤、为馔。说食难饱，汤馔果腹。奕有兵机，兵果奕乎？！戏有人情，戏果人情乎？若以说食即饱，奕即战事，戏为人情，岂不是笑话？”形象地说明了哲理与医事的关系。

《医哲心法·自序》首句云：“天下无无理之事，无无用之物”。又云：“有其事必有其理，事在理必在”。这与司马光《迂书·无怪》中所云：“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实同出一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即一切事和物，都有一定的道和理，这将启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因自己或更多的人不能理解，就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应该认真观察，勇于探索，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因为“事在理必在”。对刚刚发生或正处发展阶段的事物，也可以用已知的理论和以往的经验，做出试探性的处理，以验证正确与否，作为确认或否定的根据。

张大昌先生认为体和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同时并存的。他说：“有是体，必有是用”，“体复用亦复”，这正是古代哲学中，阴和阳，现代哲学中矛盾的对立统一说相合。体用是一对阴阳，如影随形，刻不相离。其医话《论阴阳水火》说：“绝对之真理，一阴一阳而已，阴之属在质为水，水化则为气，气为阳，乃阴为阳根，阳为阴体也；阳之属，在体为火，火变为血，血为阴，又是阳为阴根，阳为阴用也。此阴阳互根之义，体用互为之事也。”对体用的阴阳属性给予了进一步辩证的说明。

用理事体用划分事物范畴的思想方法，分析、观察、研究、运用医学文献和学术，就能使纷繁杂乱的内容条理化、明确化，对指导总结实践经验的规律，分析理论的价值都有积极的作用。《医哲心法· 序》云：“此理、事、体、用四项，医家之事毕矣”之言，实为不过。现抄录张大昌医话四则，可见其一斑。

“《内经》一书，详于理法而略于方药，但仍不失为理、事、体、用俱备，故为医家之经典也。所立阴阳、五行、气象、天文者，医之理也；脏象、经络、营卫、气血，医之事也；色脉、证候虚实，医之体也；治法补泻、疏散导引，药物之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及十三方、医案，医之用也。读《内经》者，当如此着眼。”

“注解伤寒诸家，大约可分四派。宋代朱肱以经络讲，清初柯琴以部位讲，张志聪以运气讲，近世日人丹波氏以证候讲，实宗徐大椿之类方。张氏所论者，伤寒之理而论也；朱氏所言者，乃伤寒之事也；柯氏所论者，乃伤寒之体也；徐氏及丹波氏所论者，乃伤寒之用也。夫理以明事，事以显综，体以定局，用以施治，读《伤寒论》者通达此四者，庶乎登堂入室矣。”

“脉象可分为阴阳两统，阴统言体质，阳统言功用，为脉学之理；按上、下、左、右、前、后，六合以言脉学整体为其事；据长度、积径、重量三方面以识其体；以博力、次数、升降以求其用，从而衍化出三十六种脉象。”
“处方学应以证知因求其理，而设二综六纲；以因论治准其事，而立四要八目；就治取法为其体，而建组方制度（君、臣、使、佐，和权宜分量）；随法制剂以为其用，而定方之体裁变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物五味的五行体用配属，是《辅行诀》的理论骨架。五脏各自的体味和用味和合的结果，形成了质的改变，即是“化味”。五味的合化有五种，即辛酸化甘，苦咸化酸，甘辛化苦，咸酸化辛，和苦甘化咸。五脏相生者，母之用味与子之体味相合，不合化为新的味，仍是两种原味的混合，它们也有五种形式，它们是：辛与苦不合化；咸与辛不合化；甘与咸不合化、酸与甘不合化，苦与酸不合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味的五合化，有调养本脏之气的作用。《辅行诀》的补泻方法，即是以用味补本脏，体味泻本脏，调平体用偏颇所造成的虚实病证。此系扶正以祛邪，属养生之道。五不合化，有驱除病邪的作用。《辅行诀》的除病方法，即是五脏之母用味与子脏体味并用，但药味之功分途而施，如辛开苦降以除痞，咸软辛散以除滞，甘缓咸润以除燥，酸敛甘缓以除挛（风），苦清（泻热）酸敛（收神气）以除烦。此系驱邪以复正，属驱邪之道。并例举张仲景方剂，如除痞之半夏泻心汤，除滞之肝着汤，除燥之大黄甘草汤，除挛之芍药甘草汤，除烦之栀豉汤，为之说明。
张大昌先生传一口诀：“有此即有彼，此无彼亦无；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有云语出佛学密宗经典者，不详确否）。这是先生援引佛理以论时空的哲学理念，是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现象认识的概括。

所谓“有此即有彼，此无彼即无”，是指事物所占据的空间，皆有相互对立的“彼”和“此”两个方位，如东和西，南和北，左和右，前和后，上和下，高和低，内和外等。这些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亦即失去了意义，如无东即无所谓西等，东和西都是依中点而言，“无中点难以定四方”，它项类此。

所谓“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是指事物所存在的时间，决定着它的状态，某种状态的优势，会随时间的进展而转变为新的状态，而失去原来的优势，呈现新的优势。由于时间的一维发展，“得势”是暂时的，只能是所处时间的即时状态，它必然会被新的状态所具优势所代替，与此同时，原来的事物亦即在空间位置上消失，而成为“无”，新生状态的事物随之占有了空间位置，而成为“有”。而新生的事物又会有从“有”到“无”的历程。如此变化不已，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宋代哲学家邵雍时事吟云：“时之来兮其势可乘，时之去兮其事始生，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后日必更”可作张大昌先生彼此时势观的注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