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居且读》，艾俊川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是艾俊川先生研究目录版本学相关文章的结集，按他在后记中的说法，这些文章“多是带有考据性质的札记”，他提到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一个有趣观点：历史论著可以分为理科类历史学、文科类历史说和历史小说三个范畴。理科类历史学是基于原典史料展开的精密推论，经得起他人的检验，符合理科追求的能够“重现实现”的学术论著，因此艾俊川认为文献学可算作“文科中的工科”，而他正是本着这种理念，来研究和撰写文献学著述。

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是《古籍版本鉴定的“两条路线”》，在特殊时期生活过的人，最能明白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那么，古籍版本鉴定界有哪两条重大路线的斗争呢？艾先生以形象的比喻，用一个实例来阐述他的见解。他举出了严复《天演论》一书先有石印本后有刻本的问题，显然这个顺序违反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典籍是先有刻本而后有石印本，本书恰好相反。更有趣的是，该书的木刻版完全是影印石印本，甚至连石印牌记也一模一样的影刻下来。

二十余年前，我收到了一部《安吴四种》，当我出示给杨成凯先生看时，他告诉我说，该书是先有石印本后有刻本，我向他请教出版者何以要“倒行逆施”？杨先生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和文人当手头拮据时，先凑合着出石印本，等有了钱再出木刻版，因为后者的费用要大得多，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石印本不是正经的出版物。但是，艾先生讲到的《天演论》木刻版为什么还要以影刻的方式来翻印石印本呢？竟然连牌记都翻印进去了，这说明作者或者出版者并不以石印本为耻，看来有些历史问题远比后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从艾先生的该文来看，他更赞同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主张的，建立版本鉴定方法和版本史料相结合的学科体系，黄先生提出来版本鉴定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看”，即看字体、看版式和看纸张。

艾先生谈到在鉴定过程中主要还是要靠眼力，靠观风望气来解决问题。以《天演论》来说，如果单从内容上搞鉴定，石印本和木刻版没有任何差异，两者的区别就是如何能不被牌记所惑，凭借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是眼力来断定某书究竟是石印本还是木刻版。

本书中所收文章有一些不是谈版本问题，然也属于考古辨伪。比如前些年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论的曹操墓真伪问题，艾先生的着眼点是墓中出土的几枚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字样的圭形石牌，社会所热议的也是“魏武王”三字，有人认为曹操不可能有“魏武王”的称呼，艾先生正是由此来展开论述。他认为“魏武王”这种称呼合情合理，但此墓中究竟埋葬的是不是曹操，艾先生却不着一字，这正是言其所知的态度。

我一向佩服艾先生的细心，前些年我写的《芷兰斋书跋》均请他做审核，艾先生指出我不少错误，而我一直难以改变粗疏的恶习。阅读本书，更能体会艾先生从小处着手，来攻破一个貌似庞大体系的定论，不仅能让读者学得知识，还能感受到艾先生的治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