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宝鸡桥梁厂基建工地上，工人无意中发现挖到一个很深的圆坑。让工人没想到的是，坑内竟然藏着一条2700年前的“鲤鱼”。

这是一件鲤鱼尊，与它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虎，和一件刖刑奴隶守门方鼎等。

宝鸡做为青铜器之乡，出土发现了许多拥有历史价值的青铜器，这件鲤鱼尊有着鲜明的中原文化特色。中国目前出土的青铜器群中，以各种飞禽走兽形象作酒尊的青铜器物数不胜数，但以鱼作酒尊还是第一次发现。

鲤鱼尊的出土，填补了水中鱼类形象的空白，因此，它的发现，很快引发了当地考古队的密切关注。鲤鱼尊出土后，被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经文物专家研究，这件鲤鱼尊为西周中晚期的酒器，外型为鲤鱼状。它通高15厘米、宽28厘米，重1.1公斤。

鱼身肥硕，形象逼真，躯体下有四个人形足，通体浅雕鱼鳞纹。鱼口微张，下唇口沿处有一直径为0.3厘米的穿孔，两侧鱼鳃上各饰一简化窃曲纹。

鱼背上有长7厘米，宽4.6厘米的长方形口，上置盖，盖上有扁平鱼脊形钮，钮两面各装置一小铜环，铜环甚精巧。钮两侧盖面上各有一浅雕鱼纹，边沿各有一龙纹，两龙头在盖体前部边沿交汇。

最精妙的是，为了使鱼尊能安稳的着地，把鱼腹下鳍巧妙地做成四个人：四人双手捧腹，弓腰曲膝，似在负重，有咬牙闭嘴，有张口喘气，一个个双目圆睁。头上立发，下有人形足，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四人扛起的鲤鱼，那该有多么的肥。鱼尾下半部有两道镂孔。

尊，本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后来专用来做青铜器群中，礼器中的酒器。

早期尊的基本造型为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宝鸡地区出土的各种酒尊门类齐全，从侈口、长颈、圆腹带圈足的尊到各种牺尊，几乎涉及到酒尊造型的方方面面。

如以天上飞的鸟为形象的各类鸟尊，以地上跑的牛、羊、虎、象、豕、马为形象的各类兽尊。以及宝鸡茹家庄发现的以鲤鱼为题材的鱼尊。

就是说，青铜酒尊的造型，大致涵盖了动物的各大种类。这些以动物为题材的酒尊造型奇巧，装饰华丽，或以兽背做成器盖，或以兽头做成尊口，或以兽足支撑尊体，既是实用器皿，又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

值得注意的是，宝鸡地区以鱼作题材的文物不断出现，距今6000多年的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蒜头壶上的水鸟啄鱼纹，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鱼形象，这种鱼纹在渭河流域出现最为频繁。

如鱼国墓出土的大量玉鱼和片状铜鱼，阳平高庙西周墓地出土的三片玉鱼，秦家沟秦墓出土的三件玉鱼，边家庄春秋秦墓出土的一对青铜鱼牌饰，西高泉春秋秦墓出土的青铜鱼牌饰，以及斗鸡台墓地出土的青铜鱼牌饰，和陶制鱼等。

这种有地区特色的考古发现，尤其是青铜鱼尊，可能预示着关中一带，特别是宝鸡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这种文化现象的渊源关系。

这种文化现象首先是一种图腾和崇拜观念。有学者认为，“水鸟啄鱼纹”中的“鱼”代表大地，鸟代表苍天，鸟啄鱼是寓意大地与苍天之间的沟通。

这种文化现象，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崇拜观念极为酷似。如果说玉琮是良渚文化的特征，那么，鱼可能是渭河流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是鱼的神化意识。如《淮南子·地形》曰：“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后稷是周人始祖，死后一半又变成了鱼，回到了大自然。所以先民尊鱼神为始祖。

中国是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渔业养殖。甲骨卜辞中有“贞其雨，在圃渔”“在圃渔，十一月。”这说明，在园圃的池塘里捕鱼，从殷商时期就开始了。

而周代的鱼，则是十分名贵的食材，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说明鱼和熊掌一样名贵。其次，古人一直有崇玉的传统，“鱼”与“玉”谐音，鱼类的佩饰物自商周就开始流行。

后来，人们又把鱼当作吉祥的象征，“得子之喜与鲤相连”。就是说，谁家生了男孩，亲朋好友都要执鲤鱼前来祝贺。这种文化现象的渊源，最早可能承袭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的鱼崇拜。

秦汉时期，人们对升仙的兴趣超乎想象。《楚辞·招魂》说：“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像设君宝静安闲些。”古人认为，鱼有死而复生的能力，象征强大的生命力。人们借助鱼形象，达到一种向往。

另外，鱼可能和鱼国墓地的“鱼”姓有关。古代先民的意识中，鱼和鸟具有特殊的神秘性。许多原始部族有以鸟名冠姓的习俗，由此看来，“鱼”可能是这个部落的图腾象征和氏族代号。

《说文解字》上虽无“鱼”字，但按字意演绎，“鱼”从弓，是鸟和鱼的合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不但尊崇天鸟，还尊崇地鱼。把鸟和鱼作为部落的图腾，以“鱼”为部族的姓氏和国名，是最佳选择。

自人类文明出现，鱼就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锦鲤所代表的祝福文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现代人往往视鲤鱼为吉祥、好运的象征，民俗文化里代表“有余”。而鲤鱼跃龙门，则说明，鲤鱼自古以来就具备了吉祥、美好的文化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