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年轻人，不仅要读毛选，还要读鲁迅。

在泛左的这个圈子里，有句开玩笑的话，讲我们左翼的道统：是“五圣三贤，一人配享太庙”。这“五圣”就是马恩列斯毛；“三贤”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领袖葛兰西，法国无产阶级领袖阿尔都塞，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妇女解放领袖罗莎·卢森堡；这“配享太庙”的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大家乐一乐就行了。不过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地位之所在。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们，不但要读《毛选》，也要读一读鲁迅。

在知乎上看到个问题：“鲁迅的诸多言论与当代公知有什么区别？”最初的问题更不客气，是“为什么现在一些网友一边辱骂本朝公知一边吹捧前朝公知如鲁迅？这算双重标准吗？”——后来被网友修改了。这个问题把我看笑了，我们许多网友真是无知无畏且无礼。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我可以直接说结论：鲁迅不是“公知”，而且，鲁迅先生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些“公知”们。

为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21世纪依然需要鲁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鲁迅先生最大的价值何在。要弄清鲁迅先生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就要弄清为什么公知是他最大的敌人。所以我们先要从公知的历史和今世讲起。

《让子弹飞》中师爷的一句“杀人诛心”成为经典。但仔细分析，“杀人”和“诛心”是分开来进行的两码事。谁来杀人？掌握暴力机器的人。谁来诛心？掌握话语权的人。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就是通过掌握国家的武装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以宋、明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朝代为例，封建士大夫同时掌握了这两种权利；而具体到鲁迅先生所在的年代，杀人的就是反动派，诛心的就是御用文人。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全集》和《鲁迅杂文集》这些合集，是什么样的文章占据了鲁迅先生创作最大的比例呢？是论战文——与御用文人、封建士大夫、“公知”们的论战文。

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知名的文人包括但并不限于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而那些不知名的御用文人、恶臭的封建遗老更是数不胜数。就比如说《娘道》这种电视剧要让鲁迅先生看见了，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得骂个遍。只不过论战要有特殊的语境，如果不了解背景，我们基本都是看不懂的，因此鲁迅先生这些文章的并不广为人知。但是从绝对数量来讲，论战文是鲁迅最主要的创作内容。

这里可以简述几次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比如与“学衡派”的论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吴宓），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再比如说鲁迅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一次论战的引发点是女师大的学生运动（我们更熟知的一篇相关文章是《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先后创作了《寡妇主义》《忽然想到》《“碰壁”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抨击女师大的封建教育和对女学生的禁锢：“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其时再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相比于鲁迅先生无条件支持学生、关爱学生的态度，“现代评论派”的“民国才子佳人”们，却多对学生和学生运动充满敌意。在其阵地《现代评论》杂志上，陈西滢发表文章批评学生“闹的太不像样了”“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并号召管制学生运动：“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

于是鲁迅先生也撰文批判了这群道貌岸然的“特殊知识阶级”——这个词本身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称，鲁迅就用这个名词来反讽，说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诉求特权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鲁迅先生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军阀、有政客还有“第三股势力”，就是这群要“诛心”的士大夫们——“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

徐志摩随即发文反唇相讥：“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一种话语权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徐志摩等人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正人君子”——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统计，这个专属名词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出现了59次。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滑稽的白话诗《我失恋了》，据说也是来嘲讽徐志摩“无病呻吟”的现代诗的。之后他们你来我往论战无数，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鲁迅先生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是与封建士大夫、“民国大师”、“才子佳人”、“特殊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他站在的，永远是人民的这一边。

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与自强的道路上，横亘着的是旧势力、旧统治者、殖民者和他们的鹰犬，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座大山”。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们，在战场上与反动派们血肉搏杀；而鲁迅先生则是在舆论的“第二战场”，与御用文人和封建士大夫们战斗，用笔扛起了反帝反封的大旗。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

所以毛主席会说，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延安也成立了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艺术学院——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艺”。毛泽东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论可以说是非常切中本质，不需要有再多的解释了。

建国后毛对于鲁迅的评价有增无减，1971年11月在武汉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1975年底，就在他老人家在重病卧床弥留之际，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为什么作为革命领袖的毛如此推崇鲁迅，因为他知道，另一条战线的重要性。千年以来，话语权这一特权永远都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他们定义着一切，他们掌握着“诛心”的权力。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而能站在人民立场上说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是旗手和领路人。

可不要小看旧文人士大夫们的“诛心”。《一步之遥》里项飞田说过，改写历史要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就分别是杀人和诛心——首先要枪毙马走日，肉体消灭；其次要不断让御用文人进行表演，彻底抹黑马走日和完颜英，这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抹杀”——二者缺一不可。

姜文向我们展示了统治阶级惯用的两种“诛心”方式：一种是“污名化诛心”，一种是“捧杀式诛心”。

王天王的“枪毙马走日”这一种是“污名化诛心”。无论是对毛本人还是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我们十数年来屡见不鲜。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而《邪不压正》中就是“捧杀式诛心”：生前最反对鸦片的李师父，塑像立在了一片罂粟田上。老三（你们有没有发现，《让子弹飞》中的老三和《邪不压正》中的朱潜龙都是廖凡扮演的——黄四郎就是老三，老三就是朱潜龙。张麻子就是老佛爷，老佛爷就是李师父）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观这种活动：老三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师父在围观群众看来，也是在为老三背书，证明着老三的忠诚与报恩。

所以说，立塑像的目的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诛心，老三通过立塑像，也就获得了对李师父的最终解释权，李师父生前反对鸦片的理念也就永不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师父的头，还诛了张麻子的心。革命已死，死于诛心。

这就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不要小看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就是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永远享有着特权。例如他们可以不向国家交税纳粮，不服徭役——直到雍正时期的改革才暂时废除了这一特权。老百姓对士绅阶层有着天然的崇拜，这就是他们长期掌控话语权的结果，正所谓：“穷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视的。即使是造反上山的土匪，对于士人也是畏惧的。”——这就是上千年来“诛心”和精神奴役的结果，而鲁迅先生破除的就是这种精神迷信。

在《这样的战士》这篇文章中，鲁迅记载了自己是怎样战斗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谓“无物之阵”“杀人不见血”，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士大夫们的“诛心”。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罗列的这些名词“慈善家，学者，雅人，君子”“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这些特征不就是当今的公知么？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公知”的本质就是这些士大夫。

所以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最有效、最直至核心的分析法。通过阶级立场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先生非但不是“公知”，而是“公知”们最大的敌人。鲁迅先生批判了一辈子“正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苦口婆心地想把破除“精神奴役”的屠龙术传给人民。若身后看到他与那些士大夫们相提并论，怕是要气活过来。

鲁迅在当年是孤独的战士，在“无物之阵”中孤军奋战。但经过数十年革命的洗礼，如今互联网上，已经有众多的普通人，通过敲击键盘解构着这些外表光鲜的大人物的权威和神秘性。公知们想回到过去的贵族士大夫精神奴役屁民的时代，已经困难了。

毛主席给了鲁迅先生三个家的称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的，永远不要忘记身为革命家的鲁迅，永远不要忘记鲁迅先生为了破除精神奴役，在无物之阵中与“正人君子”们的战斗，永远不要忘记革命先辈们披肝沥胆抗争一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三个字：不准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