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李医生去世的时候，当时互联网上的舆论达到顶点，在方向上大多是指责抗疫迟缓不力，措施不够严格的（比如之前不久的万家宴、医院不戴口罩等等）。我写了篇微博，后来那篇有至少700多万的阅读量。当时我就说，之前管控不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考核，还是在沿着以往的“承平”社会运转方式在进行，现在舆论这么激烈，那么这台防疫机器只要开动起来，考核往这个方向倾斜，以后你们大可放心，防疫不愁不够严的。

后来的历史走向，基本是按照这个判断来进行的。武汉疫情不久就平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也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以前说过，不要按照拟人化的方式来看待我国的政府机构，那样容易出偏差。更适合的方式是把它看做一台机器，以看待机器的视角来分析它的日常运转。

我国政治机器的特点，从宏观上来说有很多，其中包括两条：1、执行能力强、2、注重倾听民间舆论意见。

强和弱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拥有超强的执行能力，这一点应该是有基本共识的。

倾听民意这一条我以前也分析过，很有意思。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各级政府是很注重舆论的，更有趣的是相对于“夸自己”而言，更怕舆论说自己不好——如果某件事会导致社会舆论夸奖自己三次，但骂自己一次，那宁可就不要去做这件事。面对不好的舆论（主要是各类突发事件或者短期事件），一开始可能是试图压下去或者捂住耳朵不听，但如果发现做不到，那就立刻“从善如流”，以求得舆论赶快过去。这种特性用在适当的场合，就体现为重视民意及时改正；用在错误的场合，就体现为被喊得响的人绑架，出现按闹分配。

当然，这里的分析还是比较简化的，实际还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这种“注重倾听民意”的背后，还包含了“寡言少语”。就是面对舆论的时候，惜墨如金，生怕多说一句，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以至于即使发生了重大舆情，官方的信息发布也往往是迟缓的和语焉不详的（信息量不足）。经常是原本有理的也被人觉得没理，原本没理的就更让人生气。

这里的“倾听民意”，从机器的微观运行角度看，一定程度上原因是“害怕舆论、害怕沟通、赶快过去”（仅一部分，并非完全如此），带有一定官僚主义色彩。但与执行力强的特点相叠加，再反应到其外在表现上，体现为行为转换相对敏捷。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群众在舆论上是有“施力点”的，就是无论出了什么事，就找政府就好了，这也使得政府更需要在意民意。不像西方国家，疫情死这么多人，但是百姓就算不满，却没有“施力点”。该反对谁呢？不知道该反对谁，拳头打在空气里。

除了执行力强和倾听民意的优势之外，机器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惯性比较大。如果没爆出什么大事，或者没有来自上层的强力改变，那么机器是倾向于按照原有的轨迹惯性运作下去的。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体现之一。

行为转换迅速和惯性大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矛盾——一个铁块，轻轻推推不动，一旦出了个大事或者上级有大的调整，能量一大，哗啦一下猛的往左推了8米，但实际上只推5米就行的。由于偏左了，就会有来自右边的力量，但力量太小，推不动，又等到爆了个事情，哗啦一下，猛的往右又推了4米……

这种粗糙的运转方式，也是和官僚主义的僵化特性有关系。但中国各级政府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有官僚机构的僵化性，它同时还具备有敏捷性和使命感，是看上去相悖的二种元素的有机组合。

虽然粗糙，但最后大概还是能把大多数正事给办妥了，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耗损和代价，这固然令人心烦，但如果整件事办不妥，代价会更大的多。

如果从比烂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中国各级政府这样优秀和能干活。如果满分为100分的话，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可以打到50分，西方发达国家大概在20-30分（其还存在的部分优势主要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历史积累而非政治体制本身），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在15分以下。

但如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执政能力现代化”的高标准来看，活就有点“糙”了。距离现代化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