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邓丽君哭，她会心软】
—— 摘自邓丽君日本经济人西田
1984年《偿还》发售了。经我们在电台宣传，一路升到最受欢迎歌曲。接下来只要安排歌手上电视演出，便会平稳增长。
这时我想：该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打铁趁热了，上电视演唱。
这时邓丽君住在洛杉矶。我打电话请她马上来日本。吃惊的是邓丽君毫不含糊地回答：“NO”
邓丽君已厌烦日本，她复出后已来过两次做宣传。被拉来拉去，上节目、访问；分秒必争，疲于奔命。邓丽君看来，为在日本发展她已经努力了好几年。她大概认为：在日本的活动已差不多该缓缓了。但在我们眼里，她的推广工作只走了两三步。
日本活动繁忙，她却住到洛杉矶去。这样做显然是要把在此之前舍弃的东西争取回来。
“那我到洛杉矶去。” 如果直接对话，邓丽君定会理解的。我没有把她的“NO”当回事。
可事情并不简单。在洛杉矶接我的不只邓丽君，还有税务师查理士•刘和律师古柏。我才觉察到邓丽君的 “NO”事关重大。
晚餐时邓丽君只反复强调：“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 她随后干脆说：“明天起工作的事请您和刘先生谈好了。” 这是明显的拒绝。
后来我才知道，邓丽君这时正和香格里拉集团少东相爱，进展到快结婚了。看来邓丽君此时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
她大概已决定婚后淡出歌坛。念书、结婚，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幸福了。这种幸福是邓丽君先前不曾感受过的。要得到它，就要把以前的生活 “结束”。便不能再去日本了。
我无法和邓丽君面谈，只好把“希望她来日本”的强烈要求向律师提出。我们进行谈判，是从刘的这句开始：“邓丽君不去日本了。”他向我转达邓丽君的意见。无非是说邓丽君已不能接受那么频密的行程，不能再和公司签约。
邓丽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她的歌好不容易进入金曲榜，邓丽君不也为此作过许多努力吗？到这个地步，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带回日本去。
更何况公司正陷于窘境。对公司来说邓丽君简直是台柱，我们又怎能轻易放手？现在想来当时我态度很不好，甚至发脾气。无论我怎么说，古柏脸上仍不为所动。
邓丽君的唱片定会畅销。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但他们又能理解多少？仔细想想，邓丽君和我们公司的关系其实也很暧昧。我们并没有书面合约，几乎全靠一个“信”字。邓丽君如果不信我们，“从此告终”是当然的。
但我们丝毫没动摇过。我到最后仍死缠烂打：“我们不会做任何损害邓丽君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去日本。现在去，我保证她的唱片一定畅销。请相信我。”
这时古柏表情一变： “日本人做生意，还有讲人情的一面吗？” 我点点头。
“我明白了。您直接和邓丽君谈吧。好好说的话，她会接受的。”
于是我终日等候邓丽君的电话。谈判已过了四天。邓丽君明知我在等候，仍不发一语。上司说要等到邓丽君答应来日本，我才能回去。钱快用光了，到汉堡店用英语买东西我也不耐烦了，就连洛杉矶蔚蓝的晴空我也没好感了。
到达洛杉矶的第七天，终于等到邓丽君的电话。
她的声音让我抱有一丝希望。但她依然态度坚决。对死缠在洛杉矶的我，她的回答还是：“不去日本。” 邓丽君用平静的口吻说：“我也是女人，要考虑包括结婚在内的事。虽然不会就这样退出歌坛，但也不想做太紧张的工作。我想过些清闲日子。”
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却不能轻易抽身而退。邓丽君的唱片在日本能否畅销正处关键时刻。我虽理解她，但悠悠闲闲又怎会取得成功？日本的市场怎会这样容易占领呢？我们的苦心她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我越来越委屈。在旁人看来不可能，但我已心力交瘁，这时竟流出了的眼泪。公司同仁都在等着邓丽君的消息，从早到晚痴痴地等。她不去日本我便只能在这。我可以不吃饭，要一直等到她说：“好”。—— 我对邓丽君这样说—— 几乎是向她哭诉。
邓丽君在电话另一边默默听着。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洛杉矶，一个大男人边哭边劝，还是说服不了一个女子。我究竟在干什么？在邓丽君的沉默里，我不由这样想。
这时邓丽君低声说：“明白了，我去好了。”
真是语出突然。“你是说愿意去日本吗？”
“是的，去日本。请您不要哭了，我答应您”
邓丽君就像在哄小孩。七天的谈判终于结束了。邓丽君决定再到日本去。
原来邓丽君这时又一次悄悄地对某些东西死了心。她是放弃了某些东西才再到日本去的。
在她四十二年的人生里，放弃的东西够多了。难道她能捡回来吗？我一向以为邓丽君是适合以唱歌为终身职业的。可现在才觉得她明明有其他选择。每想到她的一生如此短暂，我的这种想法便愈加强烈。
“我想结婚。” 邓丽君冷不防说了这么一句。我和邓丽君正在东京的大使馆等候签证。邓丽君从洛杉矶到日本完成了原定的工作。电台排名、销售都有满意的进展。
“我真想就这样躲起来。抛弃工作，离开家人，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好，我想躲起来。” 邓丽君竟这样说。这时她大概碰到不少麻烦吧
“为什么？”
“我想您多少也知道些，这次可能真会结婚，西田先生，我事先告诉您。”
“唔，这是好事呵。我结过婚，给你的意见不会错的。”
邓丽君心里却有矛盾。她重复地说，像是在自问自答，又像要说服自己。
“他怎么样？”
“他想马上结婚。”
“你的意见呢？”
“唔，我也打算结婚。” 邓丽君的语气仍带着犹疑。
这时她已三十岁。但她在日本的发展顺利，如果婚期延迟些，对事业有好处。他希望邓丽君婚后专注家庭，换句话说是要她退出歌坛。因此她才苦恼：是结婚，还是唱歌呢？
之后邓丽君每次和我见面都会谈起。她今天想“不唱歌了”，明天却认为“还是欲罢不能”
拿到签证后，邓丽君独自出发去伦敦了。她候机时说：“西田先生，我也许就这样结婚隐退了。不管怎样，我会和您联络。如果不再唱了，也请您体谅。”
“我不反对你结婚。自相识我一直这样说。但不要退出歌坛，唱歌是你绝不该放弃的。”
邓丽君到伦敦约三周后，半夜突然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哭着。不管我怎么问，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这样过了好一会儿。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唔，发生了好多事。对不起，对不起。”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非常疲倦。
“现在几点？”
“半夜了。”
“发生什么事？”
“……我向他分手了。”
“不结婚了？”
“对。” 邓丽君平静而清晰地回答。
一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怎地我有种罪恶感。她不但断了结婚的念头，而且改读短期课程，开始为唱歌作准备了。
为了唱歌，她把结婚和读书放弃了。
“是我不好。你想做的事情让我搞坏了。”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 邓丽君像是在说服自己。
她打电话给我大概是为了下决心留在歌坛。在两者间，她作了选择。她终于选择了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
最后邓丽君还是离不了唱歌。我虽有罪恶感，但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回想她的一生，普通人结婚生子的幸福，她都不曾有过。我不禁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劝她“别退出歌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