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杭州的“城市自觉”

“不消说，对一个城市的记忆，牵涉到凝看城市，也同样是凝看自我的过程。城市的观察者、回忆者与记录者，自称陈述事实可能暗藏忏悔少年放浪岁月的心情；有摆出宣告姿态的，也有深沉省思的。有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城市繁华的爱恋，有些人则强烈拉远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因此，所有个别作者对杭州的文字记载，都不是直接的表露，而是文字的织锦。从记录汴京的孟元老到梦忆西湖的张岱，这些城市的回忆者与记录者往往强调“我辈”的观念，突出自己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区别，因为后者虽然生活在同一空间，却不见不闻，不思不知。于是，虽然身为拥挤城市的一员，而且总是将眼光放在生活最细节的地方，这些城市作者不但没有集体感，反而刻意营造自己孤独的身影，如一缕升起的幽魂，飘浮在城市上空。

”小说家则另有天地。与自觉性回述城市生活的作者不同的是，晚明到清初活跃于杭州的话本小说作者不但要考虑出版市场的因素，更依附着两种传统而发展。一是从汴京到临安的说话传统，话本小说从这里继承了说话人的体例，也以文本的方式留存了声音的表现。另一个是文字记载的传统，因为明代话本小说的故事几乎篇篇有所本，不是改述宋元以来流传的话本故事，就是化用其他的作品或记录。小说作者对材料的拣择取舍以至增删改写，不止透露作者本人的意念，还牵涉对读者接受的认识，以及小说产生的时代与地域背景。......

“晚明是杭州历史中极为繁华的一段时期，更是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稳固构成的时期。......直到晚明万历年间，杭州城市才真正重现鼎盛风光。也正是在此时，杭州小说发展出明确的城市自觉。这种自觉不单建立在当时杭州的繁华上，也建立在对南宋临安甚至五代吴越国的乡愁上。

“......利用情节提供的机会，小说大篇幅介绍历史上杭州曾有的城市景观。这些叙事的对象，并非来访杭州的游客，而是杭州本地居民等有机会消费杭州话本小说的读者，为的不是吸引外来者的艳羡目光，而是营造并诉求杭州居民根于历史的共同归属感。

“......在文人遗事之外，杭州作为政治- - 中心的历史，便是杭州话本小说一贯有高度兴趣的话题。一言以蔽之，晚明话本小说要突出杭州在五代吴越国时代与南宋时代两度成为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要在心理上解释杭州最终无法成为全国政治- - 中心的遗憾......。”

胡晓真：《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