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段太精彩了，我必须逐字逐句摘抄，这种做研究的手法妙不可言，有一种高妙的手艺人的游刃有余感：

源于强大的自我控制、荣誉、高尚品格和力量的混合体被囊括在男人气质”(manliness)这个名词里。整个19世纪男人气质的理想都是中产阶级男性身份的关键。当时的大环境笼罩着市场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建立在高尚的自我约束之上的男性品格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男人致富的坚实基础。“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控制欲望，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得以发展其与众不同的家庭生活实践。对自我约束的颂扬，鼓励年轻男子推迟结婚，直到他们能够给家庭提供一个像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努力工作、节俭生活、积攒下足够的资本得以建立自己的生意。简言之，19世纪末期时，强调自控和自律的男人气质的话语，不仅表达着也塑造着中产阶级的身份。

然而到1890年代时，部分因为经济变化使得早先的中产阶级男人身份意识形态不太那么容易实现了，“男人气质”和中产阶级身份似乎同时发生动摇。中产阶级男人气质产生的大环境是小规模的、具有竞争活力的资本主义;这个环境到1910年的时候就基本消失了。1870 到1910年间，自雇的中产阶级男性比例从67%下降到37%。同时店铺和办公室低层文书工作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年轻男性在工作初期如果从做文书开始，就不太能够像他们的父亲辈当初那样容易被提升到承担管理责任并挣到丰厚薪水的职位。另外1873到1896年间，一次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成千上万的破产，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是一个成功的、自我奉献的小业主，也有可能意外地、没来由地失去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年轻男性面临一个非常切实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男性权力和地位的来源也许会永远失去一就是说，他们也许会成为失败者，而不是自我奋斗成功者。

可情况如此变化了，大男人的自我奉献越来越得不到回报。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男性来说，具有男人气质的独立业主身份不再能实现。这样，维多利亚式男人气质规范，即像个真正男人一样的自律，似乎不那么有道理了。中产阶级男人越来越被新的、与旧的男人行为规范相悖的理想所吸引。

在中产阶级男性事业机会不断减少的同时，商业性消遣的新机会却出现了。消费文化的增长，鼓励面临事业上的失望的中产阶级男性在娱乐上而不是在工作中找到自我身份。然而，男人气质规范又要求他们必须拼命工作取得经济独立。消费文化追求愉悦和轻浮的目标与男性自律的理想发生着冲撞，进一步减弱中产阶级男人气质的存在力。中产阶级文化中由经济原因导致的变化，就这样削弱着既存的、曾在19世纪对男人身份至关重要的男人气质。

中产阶级关于男人气质的理想在弱化，中产阶级男性的社会权威受到来自外部的猛攻。这个威胁来自于劳动阶级男性，他们与中产阶级争夺控制“政治”这个属于男性的领域。19世纪，选举政治还被看作是男性领域的一部分，一个完全属于男人的话题。的确，正如宝菜·贝克尔(Paula Baker)展示的，党派对立政治是证明男性身份的场所。政治活动好像男性的仪式,在庆祝参加者作为党员和男人的双重身份。同时，选举政治既光大了也加强了男人们——作为男人——与政府拥有的具体实在的权力之间的纽带。之所以男人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极度抵制，就是因为男性权力和男性身份是19世纪选举政治问题的核心。这样看来，移民男性争取对市政府的控制，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是男人身份问题的论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移民们与中产阶级男性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时候，城市中产阶级男性的男人身份的真正基础，也就在象征意义和实际利益两个层面都受到打击。所以说移民男性控制城市政治的努力，实实在在地成为男人身份的竞争——胜利者往往是移民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