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一边认为恰克帕拉尼克的搏击俱乐部被擅改为正能量结局非常扯淡，一边却又在激烈讨论文艺作品到底要不要承担教化义务，是不是每个细节都必须遵从现实中的绝对正确，让我觉得整个氛围既分裂又好笑……

我对文艺作品必须保有其自由度且不必为现实负责的观点，有一部分正是来源于恰克帕拉尼克，对于后一个议题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番大讨论，但大多是围绕在对创作者表达的侵蚀上，而恰克帕拉尼克在小说里提出的另一部分则是我赞同的地方，他说虚构小说就是一座安全的实验室，可以让我们放心地探索自我和世界。跟着这个角色、那个人物或社会组织去试验，套上戏服化上妆，运作某种社会模型，直到它崩坏为止。
这种实验的虚构性正是作品的魅力之处，也是它不该被限定为某个样板的原因，既然要运作模型就必然有正面和负面，有积极和堕落，就像实验结果不可能只得到美的、绝对“正确”的数据，也一定会伴随失败。

“有这种觉悟并加以记录之后，或许我们不会一遍又一遍犯同样的错误，又嫁了个酒鬼，又意外怀孕，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只会诞生一个乏味、无趣又寡情的人物。”
“铺天盖地的书和电影——那么多情节和场景，应当算是人为的记忆方式，关乎所有的历史，我们的选择。我们曾经为了修正世界而尝试过的所有方式。”

搏击俱乐部这个被修改的讽刺结局，与之前出现过的大范围讨论，则形成了一个荒谬的完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