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这段对于今日舆论沸点的解释。说老实话，我并不觉得“皇权不下县”和单纯的现代化史观能够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它肯定有相当的解释力，但还是感觉缺了点什么，逻辑上太单薄了。。。

先说现代化的问题，这种现代化论调似乎是在描绘一幅这样的现代化图景：“现代”在不同的地方开枝散叶逐渐蔓延，仅仅是先后次序上有不同。现在基层（尤其是农村）面临的问题只是因为他们位于这个序列中靠后的位置。所以只要坚持这个现代性工程，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疏解开来了。从逻辑上有点近似于先富带后富（？）。
这种论调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溃败，很可能恰恰来源于这样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或者至少是其在历史上的实现方式）。对于农村的汲取从未停止，从剪刀差式的汲取到对于劳动人口的直接汲取。走向城市的农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可是留下来的人呢？用一些人的话讲，这是一个“拔根”的过程。乡村成为一个脱轨的，阴暗的角落，与城市的现代性“断裂”开来，是不是和城市的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同一过程呢？这都是这种现代化史观需要回答的问题。

至于“皇权不下县”，对于取消农业税以后基层形成“悬浮型政权”的研究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将其简单地用历史中的双轨政治来类比似乎也欠妥当。这个“下”字似乎是在说，只要将正式的国家权力简单地伸向基层，使它的触角和眼睛伸得更长管得更宽，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问题再一次没有这样简单，在“戴帽”的专项资金补助和“项目制治理”之下，基层的工作一方面正规化并且受到了监督，可另一方面却是处处掣肘的。在当今的疫情和曾经的计划生育之中（两个例子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能够看到行政长官的升迁意愿和治理强度本身的强烈相关。上面以一两个硬性指标去要求，辅以一定的资金和措施（这些资金和措施往往要求地方也拿出一定量的配套资金和成立专门的对应机构），能够在少数问题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可问题在于，依靠一两个指标对于基层的不断加压是不是可持续的？（举个例子，比如在全国开展“打击拐卖”的广泛基层动员，基层本身能不能承受？能承受多长时间？钱从哪里来？能不能做好？）能不能管好综合性的问题？还是会引导出针对某项指标本身的拼凑应对等等弊病？如果单纯的只是依靠压力（无论是来自正式权力结构的还是像现在这样来自舆论的）“让基层做更多事情”“让权力下县下乡乃至下村”，而不改变这种正式权力运作的前提和形式，有没有可能真的解决好问题？

也算是某种形式的“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吧，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想不明白，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