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经文，在唐代是一门职业。以此为业者名曰“经生”。

经生分两类：官府经生、民间经生。

官府经生属政府临时雇用人员，分布在门下省、秘书省、左春坊等机构。他们都受过政府部门统一的严格训练，系统学习过钟（繇）、王（羲之）书风，也称“楷书手”。作业时，由政府出钱粮，并提供经书样本和抄写所需的麻纸。官府抄写出品的经卷都极为规整、美观。

民间经生有僧人和社会文人等。僧人抄颂经文是其功课，也可广布法缘；社会文人抄写经文，有的是维持生计，有的是籍此培福修身。当时佛教极为兴盛，民间写经需求十分旺盛，许多信士舍得花钱雇人抄写经文。

抄经讲究字体端庄和书写速度，既要写得好又要写得快。一件好的写经，不仅字体干净爽目、清心可爱，而且笔墨极富变化。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而且“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有作者说：他们在抄写经文时，心怀恭虔之心，心无杂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全进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的境界。真实不虚！

启功先生认为一部分唐代经生书法已经可以和名家法书相提并论。只是因为经生们极少在经卷上署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些经卷精品的推崇和膜拜。

唐人写经中，名气最大的是钟绍京。他是江西兴国县人，钟繇十七世孙，早年因书艺卓尔超群被兵部尚书裴行俭保荐入“直凤阁”任职，此后，宫殿门榜、牌匾、楹联等等都由他书写。在擅书大臣挤满朝庭的盛唐时代，能以书艺被荐真是凤毛麟角、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他在韦后之乱中又立了大功，做了唐玄宗的中书令。他因此也成为江西历史上第一位做宰相的赣人。

钟绍京留下的《灵飞经》被誉为小楷书法的巅峰，千百年来深受世人推崇。而他另一卷写经巨作《转轮圣王经》，又被认为是超越《灵飞经》的书法瑰宝。流传下来的《转轮圣王经》，前后题跋十八处，其中不乏仇远、梁章钜、张之洞、吴大瀓、赵之谦等名流。

唐人写经中，朱国诠《善见律》也是一件著名的作品。《善见律》卷尾有“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国诠写”款署，唐赵模、卢争臣、阎立本等人监校款。赵模为弘文馆供奉拓书人，曾与冯承素等人同时奉救勾摹《兰亭序帖》。阎立本是唐初画家，官至右相。后幅有元赵孟頫、倪瓒、冯子振，明董其昌等著名书法家的题跋观款。此经卷之珍贵可见一斑。

近年来，唐人写经成了拍场的热点，价格居高不下，而且屡破记录。可能也是市场行情使然，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写经也经常登上著名拍场，许多应该是被当年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们从敦煌莫高窟盗运出去的珍贵文物吧？

颇值一提的是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忆梅庵敦煌写经专场”，这些写经都是残片，拍前估价18万元，最终成交101.2万元。它们都是台湾摄影家罗寄梅先生的珍藏。1943年罗先生随张大千进入敦煌，在沙地上（而非藏经洞）一点一点捡来这些碎片。专场拍品中也有张大千当年同样捡集、后来又转赠给他的一部分。这些残片经文的书法同样精彩吧！

罗寄梅夫人对拍卖负责人说：“在张大千之前，没有几个人去过敦煌。当时敦煌的洞里面基本上堆的都是沙子，还没有人做过大规模的清理。那个年代的敦煌，这种残片很多，你只要在沙地里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在晃动，你以为是虫子，过去一看，会发现就是个残经纸片。吃完饭没事出去溜达一下的功夫，常常都会捡到这样的东西。”

某次重大拍卖上，我曾面对一组佛像残臂沉痛不已——那岂止是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啊！“如来舒金色臂，摩阿难顶…”的经文一下涌到我的脑际。但是，贪者毁之，善者藏之，只有悲者供奉之。

我佛，慈悲。（九域江南《唐人写经，就这个江西人最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