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对“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
有时候新供给的扩张会被无形的力量“约束”，使市场经济正常的优胜劣汰或新陈代谢受到阻碍，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甚至陷入衰退——在这些“供给约束”存在的情况下，要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需要打破供给约束堵点和障碍，这时需要遵循的就是“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

现实中的供给约束首先来自于垄断力量。例如美国的柯达公司在1975年就已经发明了数码相机，当柯达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发现数码相机可能取代传统相机，这也就意味着柯达赖以称霸全球的照相机、胶卷、洗印设备、化学药品等一系列产品都将被淘汰，因此柯达的高层选择将数码技术冷藏起来，继续维持传统影像产品市场上的优势。如果没有尼康等日本企业将数码相机的技术发扬光大，柯达公司的压制将导致数码相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难见天日。近几年，中国不少传统产业集中度继续提高、寡占情况越来越严重，自然会对各行各业的新供给形成约束。

过时的政策和不合理的管制也会形成“供给约束”。当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出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的行业、企业和个人产生冲击，这时有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会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推广应用。例如，在网约车产生之前，很多城市存在打车难的问题，其原因既不是没有路，也不是没有车，更不是没有驾驶员，而是因为出租车牌照的垄断专营权限制了供给的形成，使居民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在网约车这种新供给形成之后，还有一些城市仍然出台了开网约车必须要有本地户口、限制小排量、短轴距车型等规定，形成新的“供给约束”。最近几年，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各行各业的各种新的供给约束性政策有增无减，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还有一种供给约束来自政府的不平等扶持。很多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产品没有销路，之所以迟迟不退出市场，是因为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或明或暗的补贴，让其成为“僵尸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存在“软约束”，不管亏损多么严重都不会退出市场。但“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土地、信贷、劳动力等宝贵的生产要素，成为新供给出现和生长、扩张的障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应该取消这些对僵尸企业的补贴，让他们按照市场规律自然退出，然而在前几年“去产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僵尸企业”有地方政府“兜底”，而有正常经营能力的民营企业却以种种理由被用行政手段强行关停，结果短期内这些民营企业的退出减少了竞争、提高了留存企业的利润率，让僵尸企业大面积复活为高利润企业，长期整个经济必然付出代价——从总量上，大量老供给被人为关闭了，而新产业、新供给并没有发展起来，原本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反而起到了紧缩性的效果；从结构上，客观上削弱了民企力量，弱化了市场竞争；从价格上，造成了相关行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长期反而抬高了整个经济的成本。

简而言之，在改革过程中，“破”的主要对象不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市场经济下正常运行的产业和企业，而是要破除那些形成供给约束的垄断现象、过时的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以及因为“软约束”僵而不死的企业——“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只要用对地方，稳增长就不难。